朱東潤先生是現代中國古代文史研究領域的一位著名學者。他為人正直，做學問認真勤奮，著作成果豐碩。從50年代起，我和他同在複旦大學中文係古典文學教研組工作，前後近40年，接觸頗多。我感到他在做學問方麵，值得學習的地方很多，這裏隻談兩點：
一是勇於開拓的精神。朱先生研究中國古代文史，方麵很廣，上自《詩經》、《楚辭》、《史記》，下至宋話本、元雜劇、明末愛國詩人，都有著作或論文問世。他在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兩方麵都有很深的造詣。他早期的《讀詩四論》（後增訂改名為《詩三百篇探故》）、《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等即蜚聲於學術界。他早年留學英國，讀到不少英法等國的傳記文學作品，深受啟發，看到國內致力於傳記文學者不多，擬在這方麵有所作為。回國以後就寫了一部很有分量的《張居正大傳》；還有一部《王陽明大傳》，原稿未及問世，不幸在抗戰期間丟失了。50年代他來複旦中文係後，權衡情況，覺得傳記文學的研究力量比較薄弱，更需要人去耕耘，遂決心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傳記文學的寫作方麵。此後30多年來，他陸續寫成了《杜甫敘論》、《梅堯臣傳》、《陸遊傳》、《陳子龍及其時代》等幾部著作，還有《元好問傳》是他逝世前不久寫成的，尚不及公開出版。他還寫了一部自傳和一部其夫人的傳記《李方舟傳》。朱先生一生關心政事，關懷國家民族的興衰命運，他最傾慕曆史上的愛國誌士和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他寫的張居正，是明代後期回旋國運的宰輔大臣；他寫的杜甫、梅堯臣、陸遊、元好問、陳子龍等著名文學家，都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朱先生為這些人物作傳，體現了他自己的人生旨趣和價值取向。為中國曆史人物（特別是文學家）寫作傳記專書，以一個人的精力寫出這麼多部有分量的著作，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這方麵，朱先生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值得我們欽佩和學習。（朱先生晚年還特意為傳記文學專業招收博士研究生，注意培養接班人）
二是堅持不懈的精神。朱先生平時生活，簡樸而有規律。他不抽煙，不飲酒，不廣事交遊，很少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他日常活動，除掉備課、上課，和學生、研究生、同事、友人等談話外，絕大部分時間用於讀書作文，數十年如一日。他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上和傍晚工作之後，常用一定時間散步。每次我到他家看望時，總是看到他從書桌旁邊站起來。他曾經告訴我，他長期來一天堅持寫兩張稿紙（1000字），寫完了就休息或看點輕鬆的書刊，幾乎天天如此。抗戰前他在武漢大學中文係教書時，有一位同事常在夜間來談天，談得很晚才回去。如果寫作任務尚未完成，在那位同事走後，朱先生便挑燈夜戰，寫滿兩張紙，才上床睡覺。朱先生一生著作豐富，成果累累，由此可以得到說明。一個人的天資固然有高下，但從大多數人來說，天賦相距不會太大，學術事業上成就的大小，主要取決於後天的努力。複旦中文係其他一些卓有建樹的老教師，就我所知，情況亦是如此。郭紹虞先生50年代住在複旦宿舍，夏天夜間寫作時為防止蚊子叮咬，穿上長統套鞋。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和古文論校釋方麵取得豐碩成果，也是由於長期的勤奮。陳子展先生從50年代到60年代十多年間，閉門罕出，潛心著述，閱讀了數百種有關《詩經》的著作，寫成紮實深厚的《詩經直解》一書。趙景深先生深入研究戲曲小說等古代通俗文學。他注意搜集各種稀見的資料，並加以整理、比較、探究，數十年來為此付出了寶貴的心血，因而在這方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我想，作為朱先生的晚輩或學生，今天紀念朱先生，要注意下苦工夫讀書、研究、寫作，長期堅持不懈，以期在學術研究方麵獲得好成績，這也是對朱先生的一種最好紀念。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