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生在20至40年代，曾參與新文學活動，寫有不少雜文。他學術上更主要的業績則表現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麵。他早期寫了《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署名陳炳?）、《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兩書，著重介紹分析清末至民國前期的文學，是關於近代文學的開創性著作，迄今仍為學術界所重視。後來在高校講授中國古代文學，著有《中國文學史講話》、《唐宋文學史》，顯示出淵博的學識。陳先生很謙遜，建國前夕和我談到這些著作時，常說這是為了講課需要，編編講義，混口飯吃，對其質量不甚滿意，這實際也反映出他對學術著作水平的高標準和高要求。50年代末，他被錯劃為右派，之後不久即獲平反。他不因遭此挫折而灰心喪氣，繼續堅持他的學術工作。從此杜門不出，潛心研究《詩經》、《楚辭》兩書，積二三十年的心力，撰成《詩經直解》、《楚辭直解》兩部功力深厚、饒有創見的著作，他研究《詩經》，吸取了前代學者大量的注釋成果，兼采現代學者新見，融會貫通，功力極深，是建國後《詩經》注釋方麵一部公認的力作。《楚辭直解》也是一部取材宏富、新意迭出的著作。他曾經和我談起，他研究《詩經》、《楚辭》，喜歡和別人“抬杠子”，即發表不同的看法。他說，《詩經直解》著重和前代學者抬杠子，《楚辭直解》則著重和現代學者（指一些懷疑屈原著作權的人）抬杠子。對這兩部著作，陳先生自己也比較滿意，因為它們是經過長期積累、反複琢磨寫成的。三四十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他隨複旦大學內遷，輾轉至重慶，生活很不安定。陳師母在抗日戰爭期間逝世，遺下五個子女，他的生活負擔很重，沒法安心治學。50至60年代，雖在反右、“文革”期間遭受打擊，但為時不長，大部分時間內生活還較安定，得以長期在家潛心治學，因而能夠寫出《詩經直解》、《楚辭直解》這兩部力作。我相信，陳先生的學術著作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