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禮樂誌》和《藝文誌》都記載西漢武帝開始建立樂府機構，采集趙、代、秦、楚各地的風謠。據《藝文誌》，當時采錄的民歌有“吳、楚、汝南歌詩”等共計138篇。東漢的承華府，是否繼續搜采民歌，《後漢書》雖無記載，但我們推想它必定采詩，因為現存漢樂府中的民歌，事實上絕大部分是東漢的作品。
說現存漢樂府中的民歌絕大部分產生於東漢，這可以從這些歌辭的思想內容、表現形式以及詩中提到的名物來證明。
先從思想內容方麵來談。我們且把《古詩十九首》的思想內容來跟樂府民歌作比較，現在大家承認《十九首》是東漢後期的作品，這種比較是足以說明問題的。沈德潛《古詩源》說：“《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這幾句很好地概括了《十九首》思想內容的話，也適用於一部分樂府民歌。
東漢後期，政治黑暗，社會動蕩，戰禍延及各處，人民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故詩歌中多“逐臣”與“朋友闊絕”之感。在樂府民歌中，如《悲歌》、《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篇）、《高田種小麥》、《古八變歌》等作，都寫遊子客處異鄉、不能返家的悲涼情感，呈現出動亂時代的人們的精神麵貌。又因社會動亂，當時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都痛切地感到生命無常，一般地趨向消極悲觀，貪圖目前的物質享受。這充分表現在《西門行》、《怨詩行》（古辭《天德悠且長》篇）和《驅車上東門行》等詩作中。
漢代出妻的情事很普遍，故漢詩中表現棄婦的悲哀作品也較多。在樂府，則有《白頭吟》、《怨歌行》、《塘上行》、《上山采蘼蕪》諸篇。《白頭吟》，《宋書?樂誌》說它是漢世“街陌謠謳”之一，有人說它係西漢卓文君所作，不足信。《怨歌行》相傳為西漢班婕妤所作，近人已考訂其不可信。《塘上行》的作者傳說很紛歧，或雲古辭，“或雲甄皇後造，或雲魏文帝，或雲武帝”（《文選》李善注引《歌錄》），當是建安時代的產品。總之，以上諸篇應當都是東漢的產品，一方麵因為如上所述，“西漢說”不足信，一方麵則因為“棄婦的悲哀”這一社會問題，到漢魏之際才蔚為風氣，被廣泛地反映於文學作品中間。除樂府和“古詩”外，這方麵的文士作品，現在我們能看到的還有曹丕的《出婦賦》、《代劉勳出妻王氏作》，曹植的《出婦賦》、《棄婦詩》和王粲的《出婦賦》等等，這種現象是值得注意的。
次從表現形式來說。大家承認，西漢是五言詩的產生時期，東漢是五言詩的成長時期。五言詩文辭在產生期比較質樸，在成長期則比較圓熟。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部分是五言句，其文辭都比較成熟，富有文采，應當是五言詩成長時期的產品。中如《陌上桑》、《孤兒行》，排偶句子均達半數光景，更是東漢文體日趨駢偶化風氣的一種反映。
再從詩中提到的名物來談。《文選》李善注《古詩十九首》題注說：“古詩，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詩雲：驅車上東門。又雲：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李善從古詩的“辭兼東都”來證明其中一部分詩篇不出於西漢，這方法可以用來考訂樂府歌辭的時代。現存樂府歌辭也有若幹處“辭兼東都”，條舉如下：
（1）《王子喬》詞雲：“上建逋陰廣裏踐近高。”朱乾《樂府正義》卷六引王隱《晉書》曰：“永嘉中，洛城東北角廣裏中地陷。”
（2）《長歌行》（《??山上亭》篇）詞雲：“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
（3）《長安有狹邪行》詞雲：“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案此詩首句有“長安有狹邪”之句，但既雲“衣冠仕洛陽”，以仕於洛陽為榮，洛陽必為當時京都，而此詩也應為東漢作品。
（4）《步出夏門行》，案夏門為洛陽十二門之一，見《續漢書?百官誌》（四）注補。這一曲調當產生於東漢。
（5）《西門行》詞雲：“出西門，步念之。”又雲：“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案西門當即是上西門，係洛陽十二城門之一。《風俗通義》卷二《葉令祠》條說：“《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後世以其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應劭記的是東漢的事。今《西門行》提到西門和仙人王子喬，必為東漢作品無疑。
（6）《豔歌行》（《南山石嵬嵬》篇）詞雲：“洛陽發中梁，鬆樹竊自悲。……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
由上可知東漢樂府歌辭頗多產生於都城洛陽一帶，這跟六朝樂府吳聲歌曲多起於建業一帶，情形正相仿佛。樂府采錄的歌謠，固不限於京城左近；但京城左近的歌辭，采錄起來比較方便，因而搜采較多，也是很自然的事。
綜上內容、形式、名物三事，我們有理由可以肯定：現存漢樂府中的民歌，絕大部分是東漢的產品。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