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滌非先生《漢魏六朝樂府六學史》第二編論東漢時代朝廷注意搜采民間風謠，考察官吏政績，以此為東漢樂府采集民歌之證。蕭著所舉東漢注意搜采民歌的記載，主要如下：
光武起於民間，頗達情偽。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水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後漢書?循吏列傳序》）
光和（靈帝）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注雲：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由是諸坐謠言征者，悉拜議郎。（《後漢書，劉陶傳》）
（靈帝熹平）五年製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後漢書?蔡邕傳》）
蕭著認為此種風謠或謠言，被采入樂府，並舉漢樂府相和歌中的《雁門太守行》（歌詠東漢和帝時洛陽令王渙）一詩為證。蕭著並謂此種觀采風謠之事，西漢已有。舉《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乃曆召郡中長老為鄉裏所信向者，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儀，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顏師古注：“謠俗，謂閭裏歌謠，政教善惡也。”）
蕭著《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內容紮實，論述深刻，是一部質量很高的書，在“五四”以後同類著作中最為傑出，但對這個問題的論斷卻有失誤。
我以為漢代朝廷搜采考察的風謠，不可能是指樂府詩中的篇章。蕭著舉樂府詩僅《雁門太守行》一篇。該詩固是歌頌洛陽令王渙的政績，但那是王渙死後人們為之立祠廟，並以詩歌紀念的作品，而不是用以考察王渙政績的風謠。漢樂府中另外有一些篇章，如《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白頭吟》，反映了人民的各種痛苦，貧民鋌而走險，病婦臨終囑托丈夫，孤兒受兄嫂虐待，男子負心夫妻離異等等，固然也可以借此觀察民間風俗，但這種社會現象在封建時代是常見的，單憑某首歌辭內容來判定地方官吏的政績是有困難的，何況歌辭也未著明事件產生於何時何地，難以落實。漢樂府中還有一部分其他題材的篇章，如歌詠男女情愛、歌詠神仙動物、慨歎人生短促等等，就更和地方官吏的政績無關了。西漢武帝時代於太樂署（掌管雅樂）外更立樂府官署，負責采集各地通俗歌曲，由黃門倡優演唱，其目的是為了娛樂。現存漢樂府相和歌辭內容，有的歌詠神仙，祝賀帝皇長壽，自為直接取悅君主之作。即使是反映下層人民生活的篇章，如上麵提到的《東門行》、《婦病行》等，敘事情節較為具體，往往有對話，因而具有故事性、戲劇性，這也適合於觀聽者的娛樂需要。由於這些樂府詩供帝皇娛樂之用，所以當國家財政困難時，便有裁減、罷撤樂府人員的現象。如《東觀漢記?和熹後傳》載：“下□尚書曰：國家離亂，大廈未安，黃門鼓吹，曷有燕樂之誌？欲罷黃門鼓吹。”（《北堂書鈔》卷一三?引）如果黃門鼓吹樂人演唱的歌辭，可以考明地方官吏的政績，那是不能隨便裁撤的。白居易《新樂府?采詩官》有雲：“周末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讚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漢武帝設立樂府采詩，《漢書?禮樂誌》有明確記載，白居易不應不知。他所謂“十代采詩官不置”，是指秦漢以來未能像周代那樣采詩以供施政的參考。他所謂“樂府豔詞悅君意”，中肯地指出了後代樂府歌辭是為了滿足君主娛樂的需要。當然，漢樂府相和、雜曲，自有其積極的思想內容和優秀的藝術價值，不容抹煞，事實上白居易的新樂府一類詩篇也深受它們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