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征戰處，每愁胡虜翻。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薊中作》）
北使經大寒（指到薊北），關山饒苦辛。邊兵若芻狗，戰骨成埃塵。行矣勿複言，歸歟傷我神。（《答侯少府》）
高適曾親曆東北邊塞，兩詩都是寫自己的見聞和感想，表現了對唐的邊疆政策的不滿和對兵士的深厚同情。像這樣的例子，高適集中不止一二見。《燕歌行》內容更著重地描繪了兵士們傷亡重大和久戍不歸之苦，正表現了詩人這一方麵的思想感情。由此可見，這篇詩歌的複雜的思想內容是基於當時唐在東北對敵戰爭的複雜性質和詩人對戰爭懷有矛盾的心情。這種矛盾心情在他的《薊門五首》中也反映得很鮮明。一方麵是反對統治者的開邊和同情兵士的苦難，“漢家能用武，開拓窮異域”，“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歸”；另一方麵又讚美了兵士的奮身殺敵，“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與《燕歌行》對照，可以相得益彰。
《燕歌行》在最後提到李將軍。這是指戰國時趙將李牧。高適在詩篇中曾不止一次地讚美李牧。如“李牧製儋藍，遺風豈寂寥”（《睢陽酬別暢大判官》）、“惟昔李將軍，按節出此都。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於”（《塞上》）。據《史記?李牧列傳》，李牧為趙將，守趙北邊，常居代、燕門備匈奴，厚遇戰士，不出與敵作戰。養精蓄銳數歲，然後出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襤，破東胡，降林胡，單於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高適佩服李牧，因為他平時堅守壁壘，養精蓄銳，減少了士卒的傷亡；一旦出奇製勝，使敵人長期不敢進犯。唐代當時東北邊疆的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戰爭頻繁，犧牲重大，卻並不能解決敵人的侵擾。
高適和岑參同以擅長邊塞詩著稱。從風格的雄偉、藝術描寫的變化多端來說，高適的造詣不及岑參。但高適的邊塞詩，更多地關心邊疆的安全，同情兵士的疾苦，批判統治階級的措施不當，其內容的現實性和人民性，卻要比岑參強烈。《燕歌行》就是富有現實性人民性的佳作。
《燕歌行》本是樂府古題。曹丕曾寫了兩篇，寫婦女懷念行役不歸的丈夫，辭情淒婉，而著稱於世。以後陸機、謝靈運等擬作，都缺乏創造性。到蕭梁時代，梁元帝、蕭子顯、王褒、庾信諸人，各寫一首《燕歌行》，篇幅擴大，從過去的句句押韻變成隔句押韻，形式上有了新的發展；但內容寫思婦懷念征人，仍未脫窠臼，而且隻注意文辭的藻飾，內容不充實，存在著當時一般詩歌共有的形式主義毛病。高適的《燕歌行》，從它的規模較大，隔句押韻，四句一轉韻；運用不少駢句等方麵看，顯然受到梁元帝等《燕歌行》的影響。但它打破成規，擴大表現範圍，描繪了邊疆戰爭的廣闊畫麵，具有豐富的內容，同時抒發了自己對唐代邊疆政策的意見，比前人有了很大的進步。這篇詩歌之所以能成為邊塞詩的傑作，顯然不是偶然的。
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