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白《蜀道難》的創作年代和主旨，向來有好幾種不同的意見，迄今尚無定論，這些分歧意見大致可分為四種。
唐孟?《本事詩?高逸》和王定保《唐摭言》卷七都認為《蜀道難》的產生年代較早。兩書記載太白入京，謁見賀知章。知章看到《蜀道難》，大加稱賞。按李白於玄宗天寶元年入京，賀知章於天寶三載正月退休回鄉（參考王琦《李太白年譜》），如《本事詩》、《唐摭言》之說可信，則《蜀道難》應是天寶以前的作品。
相信這一創作年代的，在談到詩的主旨方麵又分為兩說。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四、洪芻《洪駒父詩話》、南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六認為是諷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而作。其根據是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夢溪筆談》），“嚐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洪駒父詩話》）。這是第一說。明胡震亨《李詩通》卷四說：“愚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作者不乏，詎必盡有為始作。白蜀人，自為蜀詠耳。”這是第二說。
唐範攄《雲溪友議》卷二、《新唐書?嚴武傳》都主張《蜀道難》是李白為房?、杜甫感到危險而作。嚴武鎮蜀，房?、杜甫為其下屬，嚴武很暴虐，李白害怕房、杜遇禍，故作此詩。按嚴武首次鎮蜀（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在肅宗上元二年，次年李白卒（參考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如此說可信，則《蜀道難》是李白暮年之作。這是第三說。元蕭士?《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說：“嚐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蓋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時為天寶十五載）作也。……太白此時蓋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意也。”這是第四說。
以上四說中第四說章分句解，說得尤為動聽。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六許之“為得其解”，陳沆《詩比興箋》卷三譽為“迥出諸家之上”。最近蘇仲翔先生編選的《李杜詩選》也采用此說。其實三、四兩說，均不足信。考《蜀道難》一詩被收入唐殷?所編的《河嶽英靈集》。殷?在評李白詩時且說：“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又考明刊本《河嶽英靈集》所載殷?自序雲：“詩二百三十四首，分為上、下卷，起甲寅，終癸巳。”按序文稱玄宗為今上，是其集必編集於玄宗時代，癸巳當為天寶十二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係此集之編成於天寶十二載，這是對的。北宋曾彥和跋《國秀集》雲：“殷?所撰《河嶽英靈集》，作於天寶十一載。”十一載當是十二載之誤。《文苑英華》卷七一二、《全唐文》卷四三六載殷?序文作“起甲寅，終乙酉”，乙酉為天寶四載。按日人遍照金剛（生當我國唐代後期）的《文鏡秘府論》南卷引殷序作“終癸巳”，加上曾跋作十一載，當以作“終癸巳”為是。要之，《蜀道難》的創作必在天寶十二載以前，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第三說認為在肅宗時，第四說認為在天寶末，當然都不足信。
剩下一、二兩說哪一說更可信呢？我以為是第二說。第一說何以不可信呢？首先，洪芻、沈括等說李白集中稱諷章仇兼瓊，這隻是“一本”的注解，而且恐是後出的注解，否則範攄也當注意到。其次，考章仇兼瓊在蜀的史實，沒有根據得出李白作《蜀道難》諷他的結論。《舊唐書?吐蕃傳》、《新唐書?吐蕃傳》、《資治通鑒》均有章仇兼瓊事跡的記載，《舊唐書》較明確，節錄如下：
（開元）二十七年，……王昱既敗之後，詔以華州刺史張宥為益州長史、劍南防禦史，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為益州司馬、防禦副史。宥既文吏，素無攻戰之策，兼瓊遂專其戎事。俄而兼瓊入奏，盛陳攻取安戎之策。上甚悅，徙張宥為光祿卿，拔兼瓊令知益州長史事，代張宥節度，仍為之親畫取城之計。二十八年春，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禦史許遠率兵鎮守。上聞之甚悅。……其年十月，吐蕃又引眾寇安戎城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眾禦之，仍發關中強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為平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