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著重表現日常生活情趣的抒情寫景的文學作品甚為發達，不但表現於詩賦，而且表現於駢文與散文。這是中國文學史上值得重視的現象。
詩歌本以抒情為主，魏晉時代，由於人們對自然美愛好的加深，詩中寫自然風光的成分逐漸加多，至劉宋謝靈運詩刻意模山範水，開啟山水詩派，謝?等繼其蹤，影響深遠。魏晉以下，小賦流行，內容也往往側重抒情寫景。王粲、曹植、陸機、潘嶽等均有這方麵的佳作。至南朝益趨工麗。如鮑照的《蕪城賦》寫廣陵城（今揚州市）的荒涼殘破，謝莊《月賦》寫月光與月夜景色的皎潔幽美，不但寫景細致生動，而且蘊含深情。江淹的《恨賦》、《別賦》，著重寫各類人物的怨恨與離愁，又時時穿插寫景佳句作為陪襯。以後庾信的《小園賦》、《春賦》等，是南朝抒情寫景小賦的殿軍。以上這類作品，表明魏晉南北朝的許多小賦，擺脫了漢賦的格局，使賦創作進入一個新的境界；在情景交融的描寫方麵，在語言優美方麵，其詩歌化的特點十分明顯，表明著此時期賦的文學性增強、詩賦互相靠攏的趨勢。
文章著重抒情寫景，曹魏時期也告抬頭。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與吳質書》二文是其代表。二文著重寫自己與建安文人一同遊覽的情景，寫他們相繼逝世後的悲愴心情，如曰：“白日既匿，繼以朗月。……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與朝歌令吳質書》）二文中似此情文並茂之句頗多。劉宋裴鬆之《三國誌?王粲傳》注中把二文全部錄入，並譽為“美辭”，可見後人的傾慕。與曹丕同時，繁欽、吳質、曹植等人的書信中，也有類此的節段。曹魏中期，應璩的書劄尤足注意。應璩以《百一詩》組詩著名，但因內容多說理、文辭質樸，《文選》僅選一首；其書信卻因情文並茂而被選錄四篇，如《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有曰：“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可見一斑。沈約在《報劉杳書》中寫自己企慕隱居山林生活，有曰：“休璉（應璩之字）所述之美，望慕空深。”沈約的話直接是指應璩這些書劄中所述的隱居生活情趣，但其情趣之所以如此打動人，也有賴於優美的文辭。以上二例說明南朝文人對長於抒情寫景文章的高度重視。
兩晉南北朝，這種抒情寫景文進一步發展，仍在書信文字中出現得最多。如劉宋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梁代吳均《與朱元思書》、陶宏景《答謝中書書》等篇，寫景生動，兼富情韻，為不少讀者所熟悉。此外，如晉代趙至，梁代劉峻、何遜、蕭統、蕭綱，陳代周宏讓，北周王褒等的書劄，均有佳作。（參見《六朝文絮》“書”類選篇）梁代丘遲的《與陳伯之書》是為梁朝向北朝陳伯之招降的一篇嚴肅的政治文件，卻寫得富於情韻，並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等寫景佳句，這也說明南朝文人對抒情寫景文的愛好。以上所說書劄，大體屬駢文。此時期還出現了不少用散文寫的地理誌著作，其中不乏寫景優美的片段，酈道元的《水經注》即是吸收多種地理誌寫成的。
綜上所述，可見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寫景作品，在詩、賦、文章各體中均頗為發達，其中不少篇章注意把寫景與抒情結合起來，增強了文學性，成為此時期富有特色的創作現象。此時期內，以老莊思想為主的玄學流行，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儒學的文學應以政教為本、止乎禮義等思想束縛，偏重抒寫個人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對自然美的熱愛，豐富了作品的題材，增強了文學的藝術魅力，這在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進步意義。梁裴子野《雕蟲論》站在政教文學立場，批評這類文學曰：“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誌弱。”隋代李諤亦然，其《上隋文帝革文華書》批評有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他們要求文學直接為政治教化服務，反對多寫自然景物，其主張是片麵的。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