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批評，包括兩個主要方麵，一是就某些文學現象、文學問題提出的理論原則、理論概括，二是對作家作品的評價，二者往往互相印證，相輔相成，均頗重要。遺憾的是，過去的中國古文論研究著作，包括不少中國文學批評史以及許多專題論著、論文，往往重視理論主張部分，忽視作家作品的評價。如論述《文心雕龍》，往往重視前五篇總綱中提出的原則以及論風格、通變、批評原理等篇章，忽視書中大量的作家作品評價。研究鍾嶸《詩品》，重視其序言中提出的理論主張，而對分三品評論作家的部分，反而不甚注意。研究者們可能認為，理論主張概括性強，比較重要；而作家作品評價則顯得繁雜不成係統。我認為，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應當充分重視作家作品的評價。許多古代文論著作，理論表述往往分量很少，而且談得很簡括，而大量的卻是對作家作品的具體評價。這類評價體現了文論家的批評標準和理論主張、文學思想傾向；對它們有了具體的了解，才能準確深入地掌握文論家的文學觀念。再說，不少文學理論主張，由於表述比較簡括，意思不甚明確，如果不結合作家作品評價來考察，很容易形成片麵的錯覺，使研究者得出不確切的論斷，這就很不好了。下麵試舉一些例子加以說明。
《文心雕龍》對楚辭以後日益注意語言華美新奇的文風常有指責，說什麼“楚豔漢侈，流弊不還”（《宗經》）；“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通變》）；“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為文者淫麗而煩濫”（《情采》）等等。如果局限在這些簡約的理論概括去分析，就會認為劉勰一概反對漢魏六朝崇尚形式美的文學創作。實際不然，從《明詩》以下至《書記》20篇，以及《時序》、《才略》等篇，我們看到劉勰對許多漢魏六朝時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不同程度上給予肯定和讚美。在《體性》篇中，他更列舉了兩漢魏晉的12位大家作為各時代的代表作家來論列，其中即有十分注意辭采的司馬相如、王粲、潘嶽、陸機等人。準確地說，劉勰對漢魏六朝昌盛的駢體文學創作（包括詩賦各體文章）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對其弊病進行抨擊，企圖予以改良。通過討論，這一認識，現在已為不少《文心雕龍》研究者所接受。
關於風骨的涵義，是《文心雕龍》研究中一個分歧較大的問題。據《風骨》篇，風的特點是清、明，骨的特點是精、健，風骨實指明朗、精要、剛健的文風。這一問題，結合《風骨》篇所舉兩個實例來看，也較易理解。《風骨》篇認為司馬相如的《大人賦》風好，潘勖的《冊魏公九錫文》骨好。按《大人賦》文辭較為簡練（不似《子虛賦》、《上林賦》文辭繁富豔麗），風貌清明爽朗，有飛動之致，故劉勰認為風好。《冊魏公九錫文》竭力規仿《尚書》典誥之文，詞語質樸剛健，故劉勰認為骨好。《大人賦》講遊仙之事，《冊魏公九錫文》歌頌曹操功德，從思想內容的政治社會意義看，並不足取。南朝、唐代文人往往讚美建安詩歌具有風骨，稱為建安風骨，建安文人詩充分吸收了漢代樂府民歌和無名氏古詩的長處，具有語言風格明朗剛健的特征，所以具有風骨。有的研究者認為建安風骨是指那些具有社會內容的作品，像曹操的《薤露行》、《蒿裏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這是一種誤會。南朝評論家對這類作品評價不高，在《詩品序》中稱道“建安風力”的鍾嶸，置曹操於下品，不提陳琳。《文選》也很少選這類詩。建安詩人中劉楨最以風骨著稱。《文選》選其詩五題十首，其中除《贈從弟》三首歌頌剛正不阿的品格較有進步內容外，其他《公宴詩》、《贈五宮中郎將》四首、《贈徐?》等詩，其內容都是“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文心雕龍?明詩》）一類，但語言比較質樸剛健，風格爽朗，代表了建安風骨的特征。盛唐詩人大力提倡建安風骨，正是企圖以這種風格特征來改革南朝以迄初唐時代柔靡不振的詩風。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認為元稹、白居易詩不及顧況詩歌“稍有盛唐風骨處”。元、白詩大抵敘述周詳，語言缺乏精要剛健的特色，所以嚴羽認為不具有盛唐風骨之美。若論詩的社會內容，那元、白的諷喻詩是十分突出的。《文心雕龍》全書用工致的駢體文寫成，重視詞語的變換和句式的勻稱，往往表述不夠明確，並易使讀者產生誤解，對《風骨》篇的理解更是如此。我認為，關於風骨的涵義，如果我們注意結合作家作品的評價來考察分析，當能有助於取得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