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有關風格的理論批評，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魏晉南北朝時代，批評者即注意以“體”、“體貌”這些相當於現代所謂風格、風貌的詞語來指陳作家、作品以至一個時期的文學的風格特征。曹丕《典論?論文》把多種不同體裁的作品歸納為四種風格，說：“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中評論建安七子的作品，說“徐?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應?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等等，都是就風格立論。陸機《文賦》指出，文章的體貌千變萬化，所謂“體有萬殊”。他列舉了十種重要文章體裁的風格特征，如“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等語，為一般人所熟悉。
到南朝，關於風格的理論批評，有進一步的發展。總結前代文論、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書中有許多地方論述或涉及風格。書中《體性》、《風骨》、《通變》、《定勢》四篇，是專門論述風格的。《體性》篇探討文章體貌和作家才性的關係。它把文章分為典雅、遠奧等八種體貌，指出文章的體貌，決定於作家的才氣和學習，列舉了賈誼、司馬相如以至潘嶽、陸機等12位大作家，指出由於他們才氣不同，因而作品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全篇對文章風格和作家個性修養的關係，進行了相當深入的分析。《定勢》篇把章表奏議等20來種文章體裁歸納成典雅、清麗等六大類，較之《典論?論文》、《文賦》，持論更趨細密。《風骨》篇針對當時靡麗柔弱的文風，提倡文章應當寫得爽朗剛健，即具有風骨。《通變》篇探討曆代文風變化，從上古到晉宋，由質趨華，風力（即風骨）日衰；主張折中今古，使文章有文有質，主旨與《風骨》篇提出的風骨與藻采兼備的觀點互相呼應。此外，《時序》篇論述曆代文學發展，很注意揭示各時期的文風特征。如說東漢文章深受儒學影響，形成“華實所附，斟酌經辭”的文風；建安文學因社會動亂，“誌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東晉因玄學流行，文章“辭意夷泰”。分析都頗精辟中肯。在《辨騷》、《情采》、《物色》諸篇中，劉勰縱觀曆代文學發展，指出文章的兩大源頭，《六經》之文雅正，楚辭之文奇麗；後來漢賦以至晉宋文章；著重學習楚辭，日趨藻飾，形成不良文風。因此他大力提倡宗經，要求以學習《六經》雅正的文風為本，同時吸取楚辭的藻采，以期做到執正馭奇，使文風華實結合。由此可見，關於文學風格的論述，在《文心雕龍》一書中不但占據重要地位，而且形成了一條貫穿全書的主線。
當時另一文論專著鍾嶸的《詩品》，也著重從體貌風格方麵考察和品評詩人。《詩品》在評論許多詩人時，常常注意揭示他們創作的風格特色，在這方麵發表了很多精辟的見解，成為《詩品》的主要構成部分。它常常指出某家之詩源出某家，也是根據對各家詩歌體貌進行分析和比較得來的論斷。如評西晉張協詩曰：“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即是說張協詩具有華淨、巧構形似之言的風格特征，而此種風格特征又淵源於王粲。鍾嶸在《詩品》中根據對各個詩人作品體貌的分析、比較，把詩歌分為源出《國風》、源出《小雅》、源出《楚辭》三係。《國風》一係又分兩支，《楚辭》一係又分三支。鍾嶸在這方麵的分析、論斷不一定都正確，但他從體貌風格方麵對前後許多詩人的淵源影響關係進行探索，重視詩歌流派的研究，開拓了文學批評的領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風格批評和流派探索，構成了《詩品》一書的主要部分，由此也可見風格論在該書中占據著多麼重要的地位。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魏晉南北朝有關風格的理論已經相當發達，歸納起來，大致有作家風格論、體裁和作品風格論、時代風格論、建立在風格分析基礎上的文學流派論等諸種。此外，江淹的《雜體詩序》有曰：“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關西、鄴下、河外、江南，分別指西漢、曹魏、西晉、東晉四個朝代，它們分別建都於不同地區。江淹的評論，既指不同的時代風格，也涉及地域，為後來地域風格論開了先河。至唐初《隋書?文學傳序》比較南北朝文學的不同有曰：“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地域風格論的色彩就更加明晰了。
唐宋元明清時代，文學理論批評進一步發展，除專著、論文外，還出現了詩話以及詞話、曲話、選評、評點等多種樣式。有關文學風格的批評，仍然分量很大，占據著重要地位，特別在詩、詞、散文批評中尤為顯著。其情況紛繁，不能詳述。但就其論述角度而言，大致上也不脫上述作家、體裁、作品、時代、流派、地域諸種。舉其著者，如署名為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大致描述不同類型詩歌的風格，屬作品風格論；論詞有婉約、豪放之分，論散文有陽剛、陰柔之別，則屬流派風格論。由於有關文學風格的理論批評，材料眾多，地位突出；因此，在這方麵進行深入係統的研究，不但是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一個重要課題，而且也有助於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包括作家、作品、流派等）增加認識和理解。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