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學批評中的文筆說和聲律論，都和追求語言美有著密切的關係。南朝文人依據作品是否押韻腳，把文章區分為有韻之文（指詩、賦等）和無韻之筆（不押韻的文章）。一部分批評家在談論文筆之分時，更重視有韻之文，因為筆雖也要有文采，但詩、賦等有韻之文，不但聲韻更加和諧，辭藻也更加富豔，因而具有更強的藝術性。蕭繹《金樓子?立言》認為文具有“綺轂紛披、宮徵靡曼”為筆所不及的特色，即是從辭藻、聲韻更美的角度立論的。南齊永明年間，周?、沈約等提出聲律論，要求作文注意區別平、上、去、入四聲，避免平頭、上尾等八種弊病。聲律論主張文章（以詩賦為主）應注意句子中間的字音要輕重搭配，使語言更加和諧流美，在過去文人重視語言聲韻美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總結並探索這方麵的藝術創作規律。從文筆說、聲律論的流行，更可看出南朝文人對作品語言美的高度重視和刻意追求。
由於刻意追求語言之美，南朝許多作品表現為文采豔麗，但缺少清新剛健的風貌。為此劉勰、鍾嶸都提出糾偏的意見。劉勰主張文采和爽朗剛健的風骨要結合起來（見《文心雕龍?風骨》），鍾嶸主張“幹之以風力（即風骨），潤之以丹采”（《詩品序》），也是認為風骨和文采二者要結合起來。劉勰、鍾嶸都是當時駢體文學的擁護者，兩人並不反對駢體文學所崇尚的語言美，而隻是不滿過於豔麗柔靡的文風，主張用爽朗剛健的風貌（所謂“風清骨峻”）來加以調製。
討論語言美可說是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其次，對一部分作品（主要是詩賦），論者很重視其抒情性。陸機《文賦》已提出“詩緣情而綺靡”之說。鍾嶸《詩品》除認為詩應“吟詠情性”外，還在不少場合稱道某些作者長於敘寫哀怨之情。當時許多人認為樂曲和詩歌中所表現的哀怨的聲調和情感，最能感人。與抒情相聯係，論者對寫景也頗重視。在南朝，山水詩等寫景文學發達，在文學批評中也有較多反映。劉勰、鍾嶸都認為自然景物是激發創作情緒的一個重要條件，《文心雕龍》特設《物色》一篇研討自然景物和創作的關係。在梁代，還有蕭子顯、蕭統、蕭綱等人，都在文章中發表了感物興情、寫景寓情的看法。情景二者互相配合，從此成為我國文學批評中的一個熱門話題。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文人的所謂情，不像漢代說詩者那樣強調和政治教化相聯係，而更多的是與作者身世相聯係和日常生活中感發的各種情感，因而較多地擺脫了儒家正統思想的束縛。
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傾心追求語言之美；讚美作品表現多種多樣的情感，不重視吟詠情性須與政治教化相聯係，這是魏晉南北朝文學創作（以詩賦為主）的新傾向。它們在作品內容題材的擴大、解放方麵，在作品藝術形式的細致、創新方麵，都具有曆史進步意義。這種特色如上所述，在該時期的文學批評中間也有著相當鮮明的反映。
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需要注意的現象不少，上麵僅是結合該時期文學創作的主要傾向談一些特別需要注意的情況，其他的這裏就不談了。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