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典論?論文》是一篇文學理論批評的專門論文，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此以前，文學專篇論文如《詩大序》、班固的《離騷序》、王逸的《楚辭章句序》，大概都就一部書或一篇作品立論，《典論?論文》則不然，它涉及了好幾種文體和好多位作家，對作家與作品的關係比較廣泛地作了探討，對整個文學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論述，因此全文篇幅雖然不長，但涉及的內容要比過去的論文寬廣得多。這一特點反映了當時由於文學創作的發展，人們對於文學的愛好和重視，因此在理論批評上也就有了比過去進一步的探討。《典論?論文》不但內容相當精辟獨到，而且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下麵試從論作家才性與創作的關係方麵作粗略的分析。
在作家與文體的關係方麵，曹丕提出了“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之說。他認為各種文體的內容特點和風格各有不同，一個作家很難把各體文章都寫得好，所謂“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就建安七子而論，在文體方麵，則王粲、徐?長於辭賦，陳琳、阮踽長於章表書記；在風格方麵，“應?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但“理不勝詞”。都是各有所長和所短。曹丕在《與吳質書》中對孔融以外的六家也作了評述，意見和《典論?論文》多相同，其中指出：“孔璋（陳琳）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劉楨）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仲宣（王粲）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對於各家也都是有褒有貶，可與《典論?論文》互相補充發明。在曹丕看來，建安七子都是偏才而非通才，因此在創作上的表現都是各有所偏而不能備善。
《典論?論文》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非常重視作家的氣，在《典論?論文》中，他指出“徐?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在《與吳質書》中他指出“公?有逸氣”。所謂“氣”，是指作者才性在創作上的表現，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所謂風格。在人們身上是氣質、情性、才能；形諸作品，便成文氣。《文心雕龍?體性》篇說：“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誌，誌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這裏體是指作品的風格，它決定於作者的才力、血氣和情性。《典論?論文》中的氣主要是指文氣即風格，但它與作家的氣質、才性有著密切的聯係。《文心雕龍》所用的術語和《典論?論文》並不完全相同，但認為作者的才性決定文章風格的看法則是相同的。曹丕認為這種氣是天然生成的，不可改變，“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漢末三國人士評論人物，很注意於才性的探討。《世說新語?文學》篇記載魏末傅嘏、李豐、鍾會、王廣論才性的同異離合，著有《四本論》，其文已不傳。現在留存的當時論人物的專著有與曹丕同時代的劉劭所著《人物誌》三卷。其中有不少議論值得注意，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典論?論文》的理論根據。劉知幾《史通?自敘》篇說：“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材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誌》生焉。”這幾句話很扼要地概括了《人物誌》一書的主要內容。《人物誌》把人物分為偏材、兼材和兼德三類。劉劭說：“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為目；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九征》篇）偏材之人其才能必常有所偏。“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同上）而且，偏材之人，容易隻認識自己和與自己才性相同者的優點而不認識其他人士的優點。“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過同體。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序異雜而不尚也。”（《七繆》篇）這就容易造成以己之長輕人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