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才各有所偏、鮮能備善的意見，在當時是相當流行的。如曹操在《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中說：“今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曹丕《與吳質書》也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之論。應璩《百一詩》有雲：“人材不能備，各有偏短長。”（見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應休璉集》）我們推想《人物誌》中許多對於人物才性的議論，並不是劉劭一人的意見，而代表著當時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隋書?經籍誌》子部名家類於劉劭《人物誌》上麵，著錄有曹丕的《士操》一卷，其書今已不存，但它既與《人物誌》列在一起，其內容想必與《人物誌》接近。我們有理由推斷：《典論?論文》中對作家與文體的關係方麵的一些看法，實際是當時比較流行的關於人物才性的議論在文藝理論批評領域中的運用。
《典論?論文》認為文章的氣和作者的才性都是天生成的，不可改變，這當然是不對的；但它指出各體文章有不同的內容特點和風格，而由於作者的才性不同，在創作上往往各有偏長而難兼善，人們在進行批評時不應該“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些意見卻是相當合理的。它啟發和教育讀者應當冷靜全麵地考察文學創作內容和風格的多樣化現象，認識不同作家不同風格的作品的特色和優長，不要“暗於自見”，唯我獨尊。這些即在今天對我們也還保持著一定的啟發意義。
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