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原道》強調文源於道，強調自然，這種思想實際受到當時玄學的影響。當今研究闡發此篇的論文頗多，但對這個問題似未加以注意，因此試作短文，提出來探討一下。
《原道》篇說：“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又說：“旁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風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這是說，天空地麵上的許多有文采的事物，都是道的表現，是自然而然的。
《原道》篇又說：“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這是說，人文（人們的語言文字表現）和天文、地文一樣，也是道的表現，是合乎自然的。劉勰認為人文的代表是儒家的《六經》。在《原道》篇中，他敘述了《易經》、《書經》、《詩經》等書的產生過程，後麵小結說：“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這是說，經過孔子編訂的《六經》，都是古代聖人根據自然之道製作出來的，都體現了自然之道。
在《原道》以外的其他篇章中，劉勰也再次指出文學創作是自然之道的表現。《明詩》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又《情采》說：“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這裏的“神理之數”，與《原道》篇的“道心”、“神理”（見上引）一樣，實際都是指自然之道。劉勰甚至認為當時盛行的講究形式整齊美麗的駢文，也是合於自然之道的：“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麗辭》）他認為運用對偶語句寫作駢文，如同人體的雙手雙足那樣，是自然形成的。他還批評不講對偶的文章像一足獸那樣不正常：“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踔而行也。”（《麗辭》）
人們感到奇怪的是：劉勰把真正自然形成的事物和人工製造出來的文化、文學作品的性質混淆起來了。天上的日月雲霞，地上的山川動植，它們具有美麗的文采，的確是自然形成的；但是《六經》、文學作品，則是人們製造出來的，怎麼能同日月山川等物等量齊觀，也說是合於自然之道呢？實際這種說法正是當時玄學思想影響下的產物。
魏晉玄學中著重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名，是指反映封建等級、封建秩序的名分；名教是因名設教，指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套政治思想製度和倫理道德規範，它們是儒家竭力提倡的。自然觀念原本老莊，主張順遂萬物本性，反對人工造作和禮法拘束。名教和自然二者原是矛盾的，但魏晉的一些玄學家卻把二者調和糅合起來，形成了名教自然一致的理論。王弼具體發揮了名教本於自然的理論。他說：
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老子》第二八章注）
始製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老子》第三二章注）
東晉袁宏在其所著《後漢紀》中，有不少地方發揮名教本於自然的理論。如他說：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為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製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後漢紀》卷二六）
這就更為明確地指出了名教是根據自然之理製作出來的。
東晉的郭象，進一步發展了名教與自然合一的理論。他說：
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莊子?駢拇》注）
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內外，乃天理自然，豈真人之所為哉！（《莊子?齊物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