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說，凡君臣上下，尊卑貴賤，仁義禮法，一切現存的政治製度和道德規範，都是理應如此的自然狀態。”王弼說名教本於自然，郭象進一步說名教即是自然，其目的都是為了論證和維護封建等級製度和封建禮教的合理性，為鞏固封建製度服務。名教與自然合一的玄學思想，發展到了東晉，已經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這種看法，一直沿襲到南朝齊梁時代。
現在再回過來看看《文心雕龍》關於自然的說法。《原道》篇認為《六經》是古代聖人根據自然之道製作出來的。大家知道，《六經》正是體現儒家名教的主要典籍，那麼，他的文原於道、《六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的議論，不正是王弼等人的名教本於自然說的翻版嗎？郭象不但認為名教即自然，而且認為萬物都是自然。他說：“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者也。”（《莊子?大宗師》注）劉勰認為文學創作包括講究對偶的駢體文字都出於自然，這不正是利用郭象萬物都是自然的理論來解釋文學作品產生的必然性，並鼓吹駢體文學的合理性嗎？《原道》篇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紀昀評《原道》篇有雲：“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當然”是指儒家之道，“本然”是指自然之道。劉勰把自然之道和儒家之道融合起來，歸於一致，實際乃是當時玄學自然與名教合一思想的反映。劉勰在《原道》篇中論述了作為各體文章的淵源和規範的《六經》，是本於道同時又是用來明道的，這就為文章以及作文必須宗經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奠定了理論基礎。
玄學大盛於魏晉，南朝仍然流行。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使何尚之立玄學館，與儒學、史學、文學並稱四學。（見《宋書?隱逸?雷次宗傳》）。玄學的三部經典是《周易》、《老子》、《莊子》。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郭象的《莊子注》盛行於南朝。直至梁代，梁武帝還撰《周易講疏》、《老子講疏》，簡文帝撰《老子義》、《莊子義》等著作。在這種曆史條件下，劉勰吸收玄學的理論進入《文心雕龍》，乃是並不奇怪的事情。
有的同誌或許會提出劉勰對玄言詩持不滿態度。《明詩》篇雲：“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誌，崇盛忘機之談。”《時序》篇雲：“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劉勰對表現玄學思想的詩賦頗表不滿，他能否接受玄學思想作為《原道》篇的理論基礎呢？其實從上引兩小段文字看，劉勰不滿玄言詩賦，主要是因為它們不關心世務；《文心雕龍》全書強調文學必須有益於政教，玄言詩賦和他的創作原則背道而馳，所以他表示不滿。劉勰對某些發揮玄學思想的作品，還是加以肯定的。如《論說》篇雲：
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
對於夏侯玄、王弼、何晏的發揮玄學思想的作品，都作了讚美。《論說》篇下文對郭象的論文，雖然指出它們存在“徒銳偏解，莫詣正理”的缺點，但又稱譽它們“獨步當時，流聲後代”。又如《時序》篇雲：“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對東晉簡文帝富於玄學風味的作品也作了肯定。這些都足以說明劉勰對玄言詩不滿，但他並不一概反對表現玄學思想的作品，相反的他對其中某些作品還作了讚美。
《文心雕龍》書中屢屢引用《周易》、《老子》、《莊子》這三部玄學經典中的語句、典實來作為立論依據。玄學清談重視言辭簡要，《文心雕龍》也經常強調文章必須體要、簡約，看來也是蒙受玄學的影響。《文心雕龍》與玄學思想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本文或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吧。
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