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樞紐”
《文心雕龍?序誌》篇在介紹全書內容時，有一段話說：“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雲極矣。”從這裏可以看出，劉勰是把全書的前五篇作為討論“文之樞紐”的總論的，《辨騷》篇是五篇之一，這是講得明明白白的。但騷是一種文體，跟《宗經》、《正緯》篇討論的經書、緯書性質有所不同，而與自《明詩》至《書記》各篇所探究的各體文章卻相類似。蕭統的《文選》也把騷作為文之一體，與詩、賦、七、詔、冊等並列。因此，有些研究者主張《辨騷》一篇不應列入全書總論，而與《明詩》至《書記》20篇同歸於文體論部分。這種看法，固然有一定理由，但違背了《序誌》篇中劉勰自己的話，顯然是不妥當的。《辨騷》篇究竟何屬，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小問題，實際卻涉及到對於劉勰的基本文學思想的理解，不可以不加辨明。段熙仲先生在《〈文心雕龍?辨騷〉的重新認識》一文（見《文學遺產》第393期）中指出，自《明詩》至《書記》20篇的內容，如《序誌》篇所說，是包含“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等四項內容的，《辨騷》篇內容不是這樣，因此它與《明詩》以下20篇應區別開來。這種看法是有價值的。段文也談到劉勰為何不把《辨騷》列入文體論而列入“文之樞紐”，隻是說理比較粗略，令人有不夠愜意之憾，本文試從劉勰的基本文學思想來說明這個問題。
“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的《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在漢魏六朝時代，為許多文人所學習模仿，和《詩經》一起被奉為韻文的經典作品。比劉勰年輩稍早的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論述漢魏以迄南朝詩賦的發展時，就說過“源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的話。與劉勰同時代的鍾嶸，在《詩品》中係統地評述了漢魏兩晉南朝詩人，指出這些詩人的淵源不出“國風”、“小雅”、《楚辭》三者，實際也就是“同祖風騷”的意思。劉勰充分認識到《楚辭》對於後世文學的深遠影響，“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辨騷》）。他又說：“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定勢》）明顯地把《楚辭》和儒家經典相提並論，認為是兩種不同文學風格的淵源。上麵沈約、鍾嶸、劉勰的議論具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把《楚辭》跟《詩經》（擴大一點就是儒家的經典）相提並論。他們把古代優秀的文學作品當做創作之源，固然是錯誤的；但這類看法反映了後世文人對《楚辭》的充分重視，反映了《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巨大深遠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講，劉勰把專門探討《楚辭》的《辨騷》篇列入全書的總論，而和著重探討漢魏以來各體作品的《明詩》等20篇區別開來，是完全合理的。
劉勰把《辨騷》列入“文之樞紐”，不但說明他對於《楚辭》曆史地位的尊重，而且還表明了他的一個重要的文學觀念，即創作必須以儒家經典為準則，對《楚辭》的奇變的文風，必須加以批判地吸取。
劉勰認為文人作文，必須宗法儒家的經典。這些聖人的作品，是“誌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是“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征聖》），即思想藝術兩方麵都很完美的。經典的文風，在劉勰看來，概括地說，其風格特色就是“雅正”、“典雅”或“正”。劉勰認為宗經之文，有“六義”之美，“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宗經》），這就是經典文風在思想藝術上的具體特色。這種竭力誇張經書的主張，表現了濃厚的儒家正統思想和複古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