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的《文心雕龍》一書，對漢魏六朝時代的許多作家作品均有所評論，發表了不少中肯精辟的看法，其中對該時期通俗性的作品評價特別低，反映了他文學觀念中重文輕俗的偏見。
漢魏六朝的樂府詩中，有不少通俗歌曲，主要見於漢魏的相和歌辭、雜曲歌辭，六朝的清商曲辭中間。《文心雕龍》的《樂府》篇在談到源自民間的通俗歌曲時有曰：“豔歌婉孌，怨誌訣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據注家考訂，“豔歌”指漢樂府《豔歌何嚐行》古辭“飛來雙白鵠”篇、《豔歌行》古辭“翩翩堂前燕”篇，前篇寫妻子對丈夫的堅貞愛情，後篇寫遊子因受女主人生活上的照顧而受男主人猜忌，因而想到回鄉。“怨誌”句指漢樂府《白頭吟》古辭，詩篇抒寫棄婦的哀怨，中有“故來相訣絕”之句。以上三詩均反映民間生活，感情真摯，語言生動，是漢樂府民歌中的優秀篇章，但劉勰卻斥之為“淫辭”。《樂府》篇中還提到曹操的《苦寒行》“北上太行山”篇、曹丕的《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篇，兩詩風格學習並接近漢樂府民歌，劉勰認為拿它們與上古雅樂相比，亦屬鄭衛之淫聲。（古代鄙薄通俗歌曲的人們常把它們目為淫辭鄭曲。）同篇中對曹植、陸機的一部分文辭淵雅，缺少民歌風味的樂府詩，卻譽為“佳篇”。至於東晉、劉宋時代南方新興的通俗歌曲清商曲辭中的《吳聲歌曲》與《西曲歌》，則是隻字不提。
《文心雕龍》的《諧詣》篇論述諧辭（滑稽作品）、隱語（謎語一類），它們是遊戲性質的通俗文學。劉勰認為這類作品“本體不雅”，品格頗低。如果臣僚運用它們以諷諫在上者，在政治上產生補救作用，那還有可取之處；如果僅僅作為嘲謔取樂之用，那就隻能破壞人們的德性了。這裏表明他要求作品直接對政治教化產生積極作用，而排斥娛樂性的題材。魏晉南北朝時代產生了不少文言筆記小說，如《搜神記》、《世說新語》等，記人記事均頗生動，還包含了一部分精彩的民間傳說。這類作品當時分屬史部、子部，《文心雕龍》的《史傳》、《諸子》兩篇也是不加齒及。
劉勰輕視通俗性文學，有其評價作品的思想藝術標準。從思想內容講，通俗性文學適應群眾文藝的需要，多娛樂性內容，這為劉勰所鄙視。再則，漢末建安年代以後的魏晉南北朝時代，門閥製度發展，出身貴族的文人及其文風長期在文壇占據統治地位，其時文人文學的題材內容，大抵遠離下層人民。大詩人陶淵明長期居住農村，但其作品僅表現自己在農村的生活與感受，而不直接描寫農民，因其文辭質樸，已被當時人譏為“田家語”，評價不高。劉勰對漢樂府民歌反映下層生活的譏評，對包含優美民間傳說的筆記小說不加齒及，都在理論上反映了這種偏見。再從藝術標準看，當時駢體文學昌盛，人們考察作品，首先要看是否具有對偶、辭藻、音韻等語言美。漢樂府民歌文辭質樸，雖有一定的音韻美，但對偶、辭藻則遠遜於曹植等文人作品。筆記小說是記人敘事的散體，在各方麵均缺乏駢文的語言美，其不被齒及，也是不難理解的。
劉勰對上述通俗性文學的輕視，體現了當時大多數文人的看法。我們看鍾嶸《詩品》，對漢魏六朝的樂府民歌不加品評，對曹操、曹丕等受民歌影響較濃的作者，品第不高，即此可見一斑。魏晉南北朝文人文學在文學發展史上有其創造與貢獻，但它們在內容上遠離下層人民，在形式上片麵追求駢體的語言美，這種創作上的重大缺點在《文心雕龍》、《詩品》兩書中均有鮮明的反映。南朝末年，文風趨向輕倩。當時徐陵編了一部《玉台新詠》詩選，因其多選宮體詩而遭後人批評，但另一方麵，它選了不少反映下層愛情生活的樂府民歌（包括《焦仲卿妻》）及文人擬作，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正統派文人的偏見，卻是值得肯定的。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