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評論作者時，很注意考察其“體”，即體製風貌。作品的體製，是內容和形式綜合形成的藝術風貌，相當於今天所謂風格。體，標誌著某一作家的風格特征。南朝江淹寫有《雜體詩》30首，即是學習過去30位作家不同的體製風格。鍾嶸還注意從前後作家體製風格的比較上，分析其淵源關係，例如他認為“古詩”是“其體源出於國風”，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他認為漢魏以來詩人的遠祖是國風、小雅、楚辭三係，這和南朝文人大抵主張後代詩賦均源出《詩經》、《楚辭》之說相吻合。至於後代詩人，也可成為更後詩人的淵源，如說班姬源出李陵、劉楨源出“古詩”；但其遠祖仍屬國風、楚辭。在鍾嶸標舉淵源關係的作家中，源出小雅的隻有阮籍一人，其他均源出或遠源於國風、楚辭。在國風一係名家中，居上品的頗多，曹植、劉楨、陸機、謝靈運諸人，評價尤高。《楚辭》一係名家中，則是列上品者少，中品者多。鍾嶸認為源出國風者詩風比較雅正，源出《楚辭》者詩風比較華豔。他對國風係詩人評價高，寓有崇雅抑華的意思，和劉勰強調宗經的觀點是相通的。一個作家體製風格形成的因素是比較複雜的，就接受過去作家的影響而言，也常常是多方麵的；《詩品》隻是說某家源出於某家，提法不免簡單化，因而招致後人的非議。但鍾嶸原意，大約隻是說某家體製風格的主要傾向和過去某家接近，某家詩風偏近於國風或楚辭，也是根據比較得出來的論斷。例如他說陶潛詩源出應璩，就兩家詩歌均頗質直古樸來看，風格的確較為接近。總之，我們對鍾嶸這方麵的意見，固然不能一味盲從，但也不宜一概否定，要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
《詩品》評論作者，著重在顯優劣，定等第，溯淵源，辨流派。如上文所述，他在評論作者成就優劣高下時，主要根據風力與丹采相結合的標準；他在論述詩人的流派時，則分為國風、小雅、楚辭三係，從體製上溯其淵源，明其流變。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