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統《文選序》在選錄史書中的讚論序述部分時有一段話說：
至於記事之史，係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蕭統選文，以富有文采辭藻的篇章為主。他認為史書記載曆史事實，表現史家的褒貶，一般不是具有文采的篇什，故不予采錄。但一部分史書篇章中的讚、論、序、述，不是敘述史事，而是就史事發表評論，語言華美，富有文采，符合他的選文標準，所以他特為選錄了班固《漢書》、幹寶《晉紀》、範曄《後漢書》、沈約《宋書》中的一部分讚、論、序、述。
蕭統的這段話，充分體現了南朝駢文家的藝術標準。在他看來，作品的藝術性，主要體現在辭藻、對偶、音韻、用典等語言之美方麵，這就是他所謂的“辭采”、“文華”和“翰藻”。他所說的“事”、“義”，相當於劉勰《文心雕龍》所謂“事類”，主要指運用成語典故。他所選錄的一部分史書篇章，的確具有駢文語言的文采之美。其中的幾篇“讚”，還是有韻之文。《史記》、《漢書》、《後漢書》中的不少人物傳記，寫得人物形象鮮明，故事曲折生動，有很高的文學性；但蕭統從駢文家“翰藻”的標準看來，卻是缺乏文采的散體文，所以不選。他選《漢書》而不選《史記》，因為《史記》的序、論多用散體，缺乏駢文之美，而《漢書》則駢語較多。蕭統選文的藝術標準，重在駢文語言辭藻之美，他是不重視人物形象的描繪的。
蕭統的這種藝術標準，在劉勰《文心雕龍》中體現得也是相當明顯。《史傳》篇中評論許多史書，從未讚美它們敘事寫人具體生動。它讚美《史記》“實錄無隱”、“博雅弘辯”，讚美《漢書》“十誌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都不涉及敘事寫人的形象性。劉勰特別稱道《漢書》“讚序弘麗”，認為《漢書》的讚、序文辭富美，更與蕭統選錄《漢書》的若幹首讚序的做法聲氣相通。在《文心雕龍》的下半部中，大部分篇章探討寫作方法和技巧。劉勰對用詞造句，篇章的風格和結構以及某些修辭手段，都頗為重視，在涉及外界事物的描繪方麵，他隻注意到自然景物和宮殿苑囿（見《物色》、《誇飾》諸篇），偏偏沒有談到人物形象的描繪。看來這並不是偶然的疏忽。範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文中具體評述其所著《後漢書》，其中特別自詡者也是論讚部分，有雲：
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讚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
看來，重視駢文語言之美而不重視人物形象的具體生動，乃是南朝不少文人共同的藝術標準。
蕭統、劉勰對待漢樂府中一部分敘事詩篇的態度，也值得我們注意。漢樂府民歌的一部分篇章，像《東門行》、《孤兒行》、《陌上桑》、《上山采蘼蕪》以至《焦仲卿妻》等等，敘事生動，形象鮮明。但對這類詩篇，《文選》概不選錄，《文心雕龍?樂府》也是毫不加以肯定，反而籠統地斥之為“淫辭”。這裏也同樣反映了他們不重視人物形象的藝術標準。當然，蕭統、劉勰輕視漢樂府民歌的這類篇章，除掉上麵所說的語言駢散之分外，還有一個雅俗界線，即他們認為《東門行》等一類作品是俚俗而不高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