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明清時代，古文運動取得勝利，古文代替駢文在文壇占統治地位。古文家重視學習《史記》，不輕視敘事寫人。他們認為敘事寫人之文也是文學作品，不少當時選本選錄了這類作品。像韓愈的《張中丞傳後敘》、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等篇章，敘事寫人還頗具體生動。但古文家雖然否定了駢文家崇尚駢體語言之美的藝術標準，卻仍然強調雅俗的界線。他們一直主張語言應當雅潔，反對華豔鋪陳。他們敘事寫人，隻是規模《左傳》、《史記》諸古史，而反對向通俗小說靠近。這樣勢必大大限製描寫的細致和形象的飽滿。反映到理論上，也還是注意語言風格而不注意形象。清代桐城派文論，著重總結古文的寫作藝術，談得較為細致，像姚鼐提出的神理氣味、聲色格律以及陽剛、陰柔等等概念，都是指作品的語言風格，而很少涉及形象的描繪。
上麵說的大致上是文論，在詩論中情形也相仿佛。我國古代長期來詩歌創作以抒情詩為主，敘事詩不發達（通俗的講唱文學除外），反映到詩論上，也是對描寫人物不重視；相對講還比較重視描繪自然景物，以期在抒情寫景時達到情景交融。古代詩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諸如比興、興象，意境、興趣、韻味、神韻等等，大抵都是從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來探討的，而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詩文理論，長期來對人物形象的描繪刻畫是不重視的。這種文學理論批評不重人物形象的情況，直到明清時代戲曲小說大為發展，得到許多文人的注意、愛好並從事寫作時，才有很大的改變。金聖歎的戲曲小說批評是其突出代表，它表現出對於人物形象的高度重視。我國古代戲曲小說發展比較緩慢，到元明清才進入繁榮時期。在此以前的長時期中，詩文一直在文壇占據統治地位，比較通俗的敘事作品（如俗賦、誌怪、傳奇、變文等），往往受到文人的輕蔑和擯斥，沒有機會在文壇獲得較為像樣的地位。理論批評是創作的反映和總結，創作界的情況既然如此，在理論批評中當然不可能對人物形象給予重視了。
我們現在研究文學作品的特征，首先就要提到人物形象；而我國古代文論，卻是長期來不重視人物形象。這一現象可說是我國古代前中期文論的一個特點，是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的。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