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對漢魏六朝以至唐代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詩人、詩作，都曾作過肯定性評價和讚美。他也愛好清麗詩風，說過“清詞麗句必為鄰”（《戲為六絕句》其五）。他對南朝謝靈運、謝?、陰鏗、何遜詩的綺麗都曾予讚美。他稱道王維“最傳秀句寰區滿”（《解悶》），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解悶》）。但他最為欣賞、傾倒的則是：建安時代曹植、劉楨等以氣骨著稱的詩家，在唐代則是以豪放見長的李白、高適等人。這是從他全部詩論中得出的結論。杜甫的這種審美趣味和標準，反映了盛唐不少文人所共有的心理狀態。由於他們身處盛世，眼界擴大，心胸開闊，精神奮發，亟思有所作為，有所創造。在詩歌創作方麵，自然不滿足於南朝以來的綺麗纖巧作風，而要借鑒、學習風清骨峻的建安詩歌，開創出唐詩的新風貌、新境界。盡管杜甫的看法比較冷靜全麵，他不像李白那樣宣稱“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其一），而是對魏晉南北朝詩人有較多的肯定。但他畢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盛唐時代，接受時代潮流和風氣的影響，因而在多方麵肯定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詩人、詩作時，著重稱道的還是在雄壯剛健的那一個方麵。
杜甫提倡比興體製，要求詩歌積極關心時政，對古代聖君、暴君加以歌頌、批判。元結同時還寫了《二風詩論》，闡明自己寫該組詩的主旨是“欲極帝王理亂之道，係古人規諷之流”，提出了“規諷”的創作原則。天寶年間，元結還寫了《係樂府》十二首，分別反映各種社會現象，注意表現人民痛苦。他在《係樂府序》中認為，這類詩歌“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即規諷在上者和教化人民。他在《舂陵行》末尾雲：“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這些都反映了他自覺要求詩歌聯係現實，繼承、發揚詩三百篇美刺比興的精神。早在初唐時代，陳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已經提出詩歌應有“漢魏風骨”和“興寄”，即具有爽朗剛健的風貌和聯係現實、有比興寄托的思想內容。在盛唐時代，由於國勢強大和社會比較安定，詩人們所著重注意的是力追漢魏風骨和建安體製，掃蕩梁陳以來的浮靡詩風。至天寶年間以至安史亂後，由於國勢驟衰和社會動蕩、民生凋敝，詩人們的注意力遂轉移到比興寄托或美刺比興這一方麵，企圖使詩歌對國事民生產生直接的裨益作用。杜甫、元結兩人的言論是這方麵的傑出代表。
在中唐前期的代宗大曆年間，詩人不少，其作品少數也涉及當時社會的殘破現象，但注意不夠，大量的是餞送唱酬、模山範水之作。直至憲宗元和年間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詩人出來，上述杜甫、元結詩歌創作和理論的優良傳統，方才得到了有力的繼承和發展。他們都擅長以古體詩和樂府詩體來寫作諷喻詩，反映時政和社會現象，關心民生疾苦。白居易、元稹兩人更在理論上於此有具體鮮明的表述。白居易宣稱自己寫作諷喻詩的目的和原則是：“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新樂府序》）。元稹在《敘詩寄樂天書》中，更指出了從陳子昂、杜甫到他自己寫作諷喻詩的前後繼承關係：
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
在《樂府古題序》中，元稹更說明他們特別愛好、推重杜甫的新樂府詩（《悲陳陶》、《哀江頭》、《兵車行》、《麗人行》等），認為它們具有“即事名篇、無複依傍”的特點，更便於表現時事，因而與友人白居易、李紳等注意學習仿效，使新樂府體成為諷喻詩的一種重要樣式。元稹、白居易等大量諷喻詩的創作及其理論表述，使唐代中期杜甫、元結所提倡的詩歌要有比興體製和規諷作用的主張，獲得了更加充分的體現。
杜甫處身於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時代。他的詩歌理論批評，既反映了盛唐詩人追求壯美風格、讚揚建安風骨的心態；又反映了中唐詩人關心時弊、提倡美刺比興的要求，體現了兩個不同時代的時代精神和詩歌的主要創作傾向。在盛唐詩人中，杜甫是一位年輕人，在當時李白、高適、殷?等人提倡建安風骨的合唱聲中，杜甫隻是作為一位後起的同道者出現，地位顯得不那麼特出。在中唐詩人中，杜甫則是一位老將。他和元結都是寫作、提倡諷喻詩的有力的先驅者。杜甫在創作上更以其優異成績壓倒元結，因而在中唐後期，杜甫成為元、白等詩家寫作諷喻詩的典範。杜甫這方麵的創作和理論批評，在唐詩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更為重大深遠的影響。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