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同白居易同時，在長安時還有來往，但韓集中沒有一處稱道白居易的作品，這說明韓愈對於白居易的淺切通俗、“下偶俗好”的文風是不滿的。高彥休《唐闕史》卷上載：“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璿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秘監白樂天，請為刻瑉之詞。值正郎（皇甫?）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征白，信獲戾於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靡不股栗。”皇甫?斥白居易作品為“桑間濮上之音”，是同當時古文家鄙夷通俗時文的態度息息相通的。韓門弟子皇甫?對白居易文章的鄙視，實際也反映了韓愈對白居易文風的不滿。
韓愈在散文創作和理論上的尚奇傾向，對後來古文家發生很大影響。中晚唐著名的受他影響的古文家中，隻有李翱的文章比較平易，其餘皇甫?、孫樵、劉蛻的作品都相當艱深。韓愈的兒子韓昶拜樊紹述為師，所寫文章連樊紹述也讀不通（見韓昶自為墓誌銘）。這些顯然不是偶然的現象。這種風氣一直持續到北宋初年。元代吳師道《絳守居園池記注》說：“後來有學韓愈氏為文者，往往失其旨。嚐有人以文投陳堯佐（北宋前期人）。陳得之，竟月不能讀。即召之，俾篇篇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以書謝，且戲曰：‘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以為其人在則其文行，蓋謂既成之而須口說之也。”（《全唐文紀事》卷五八引）所謂“往往失其旨”，說明當時學韓文者常常流於艱澀。柳開《應責》說：“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製，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河東集》卷一）這說明當時有一部分人認為古文必須“辭澀言苦”，才算古雅。《新唐書》的編者宋祁，喜用怪僻的字，也是當時這種風氣的表現。
這種風氣到歐、曾、蘇、王等六家出來，是完全被扭轉過來了。他們不但在創作上表現得較韓文平易流暢；而且在議論上也鮮明地反對艱深，過去韓愈所推重讚揚的一些作家都遭到他們的非難。歐陽修《集古錄》卷七“唐元結窪□銘”條批評元結說：“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之汲汲也。”對於樊宗師，他在《集古錄》卷九“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條和《絳守居園池詩》中也深致不滿。蘇軾在《答謝民師書》中批評揚雄說：“揚雄好為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言。若正言之，則人人皆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宋文的趨於明白曉暢，應當說跟歐、蘇等作家有意識地發展韓文平易流暢的一麵，同時糾正他的艱深偏向及其不良影響分不開的。
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