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 元稹李杜優劣論和當時創作風尚(1 / 2)

李白、杜甫被並稱為兩大詩人,始自唐代中期。白居易在元和年間寫的《與元九書》有曰:“詩之豪者,世稱李、杜。”說明李、杜在當時已被世人公認為兩大詩豪。即在同時,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卻發表了揚杜抑李的言論。元和八年,元稹應杜甫後裔之請,寫了一篇《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該文對杜甫的詩歌,稱道備至,認為它們掩有古今詩家之長,接著就發表了一段揚杜抑李的言論,文曰: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描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況堂奧乎!

這段議論開了李杜優劣論的先河,後代繼續揚杜抑李者有之,反過來揚李抑杜者亦有之。本文於此不擬詳述,隻就元稹從是否擅長寫作長篇律詩角度揚杜抑李及其和唐代中後期創作風尚的關係作一些分析。

元稹認為,李白詩寫得奔放恣肆,擅長樂府歌行,從這方麵講可與杜甫詩比肩。但在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為特色的五言長律方麵,則其成就遠遜於杜甫,所謂尚不能進入藩翰,何況登堂入室。大家知道,李白性格豪放,作詩不喜多受拘束,因此古詩、絕句寫得多,律詩寫得少。杜甫則喜歡推敲格律,律詩寫得很多,成就也很突出。明初高棟的《唐詩品彙》,是一部很有影響的唐詩選本,書中設立五言排律一類,凡五言律詩超過四韻八句者即歸入排律。排律中又設長篇一小類,凡五言排律到達三十韻及以上者屬之。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則統稱為五言長律,其所選均屬三十韻以下的篇章。高、沈二氏對杜甫的排律、長律評價都很高。杜甫擅長寫長篇五律,二十韻一首的頗多,還寫了《夔府書懷四十韻》、《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寄劉伯華使君四十韻》等巨製,開了後來特長律體的先河。元稹所謂“大或千言、次猶數百”,千言指五言百韻律詩,數百則至少是指二十韻、三十韻的五言律。律詩講求對仗工整、聲韻和諧,長律於此更見工力。故元稹稱杜詩具有“鋪陳終始、排比聲韻”等特色,要之,元稹是從是否擅長寫長律這方麵來揚杜抑李的。

排律、長律,實際上不是唐詩中的精品。八句的律詩,大抵中間兩聯對仗,首尾兩聯不對,工致與錯綜配合,因而顯得較為靈活。排律句子多,對仗連續、重疊,就容易顯得呆板。許多排律,往往傾向於辭藻、對仗、聲韻的雕琢,而缺少真摯深刻的情意和自然生動的語言,因而缺少藝術感染力。杜甫的排律,特別是那幾首長篇,也存在這種弊病。元好問《論詩絕句》曾譏評元稹雲:“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賦硤。”把排律說成是杜詩中的賦硤(外表像玉的石塊),未免太過分,但批評元稹從長律方麵肯定杜詩的不當,還是中肯的。後世選本選杜甫長律也不多,《唐詩品彙》選杜甫長律三首,三十韻的兩首,五十韻的一首;《唐詩別裁集》則三十韻以上的杜律一首也不入選。一些小型的唐詩選本大抵不選長律。這說明長律對廣大讀者缺少藝術魅力。但在唐代中後期,在杜甫長律的影響下,不少文人喜愛、重視寫作長律,卻形成一種風氣。

先說元稹、白居易的長篇五律。元、白兩人都喜歡並擅長寫長篇五律,而且以此自負。今存元稹集子中有長律四卷,百韻律詩有《代書詩》、《東南行》、《代曲江老人》三首,此外自二十韻至六十韻者尚有20多篇。白居易長律數量也不少,突出者除《代書詩》、《東南行》俱百韻外,尚有《和夢遊春詩一百韻》、《謂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等。元稹對自己和白居易的長律十分重視,其《上令狐相公詩啟》有曰:

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湘間為詩者複相仿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

這裏表明元稹對他和白居易互相酬答的長律(指《代書詩》、《東南行》等篇章)非常重視和欣賞,同時還說明這類長律在當時江、湘地區引起不少士人的摹仿。在《上令狐相公詩啟》中,元稹還說到自己寫作律體詩的目標是:“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拿《上令狐相公詩啟》和上引《杜工部墓係銘》相比照,不難發現在談論長律方麵,遣詞用意互相類似或溝通。此處的“韻律調新、屬對無差”二句和《杜墓銘》中“風調清深、屬對律切”二句相近,此處的“風情自遠”句意和《杜墓銘》中“脫案凡近”句意相通。而此處的“驅駕文學、窮極聲韻”二句則與《杜墓銘》中的“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二句意思也很相近。由此可見,元稹對於杜甫長律的頌揚讚美,即是自己寫作律體詩的追求目標,無怪乎他在這方麵給予杜甫以高度的評價了。白居易在理論上對長律雖沒有發表過直接的評論,但他的《與元九書》評杜詩有曰:“至於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這裏也間接反映了白氏對長律的重視。白居易認為杜甫的律詩成就超過李白,所謂“又過於李”,下語比較有分寸,不像元稹那樣肆意揚杜抑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