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尚君、汪湧豪兩同誌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提出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全文長達數萬字，我尚未寓目，隻看到該文節要。陳、汪《辨偽》一文，提出許多《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的證據，相當翔實，其中有兩條證據我感到特別有力。
一條是指出蘇軾沒有提及《二十四詩品》。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曾曰：“（司空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此處所謂“二十四韻”，過去人們往往誤以為即指《二十四詩品劄?辨偽》說，“唐宋人習稱近體詩中一聯為一韻，不以一首為一韻”，指出一韻是指一聯，不是一首，並論證所謂“二十四韻”是指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所摘舉的自己詩作二十四聯，這是很有說服力的。唐人習慣上把兩句押一韻者稱一韻，它不但廣泛用於近體詩，也用於古體。以杜甫詩為例，如《上韋左相二十韻》是五言排律，共四十句，押二十韻；《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則是五言古體，共六十句，押三十韻。這種例子在唐人詩集中很多，不煩枚舉。蘇軾所謂“二十四韻”，肯定是說司空圖摘引了他自己的兩句一韻的二十四個例子。《二十四詩品》每品十二句六韻，把一品稱為一韻，是絕不可能的。所以我認為《辨偽》指出蘇軾沒有提及《二十四詩品》，證據是有力的。蘇軾讀書很廣博，又特別欣賞司空圖的詩論，蘇軾沒有提及《二十四詩品》，的確令人奇怪。
另一條證據是引用了明代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十五中議論《二十四詩品》的一則評論。《詩源辯體》該則有曰：“《詩家一指》，出於元人。中有十科、四則、二十四品。……二十四品，以典雅歸揭曼碩，綺麗歸趙鬆雪，洗練、清奇歸範德機，其卑淺不足言矣。”許氏明確指出包含了《二十四詩品》的《詩家一指》出於元人之手，《一指》本《二十四詩品》的一部分品目下麵，列舉了某些詩人名字，意謂某詩人擅長某種詩品，其中有元代詩人揭曼碩、趙鬆雪等，許氏譏為“卑淺”。按許學夷對司空圖的詩論很推崇，《詩源辯體》卷三十五有曰：“司空圖論詩，有‘梅止於酸’二十四字，得唐人精髓。其論王摩詰、韓退之、元、白正變，各得其當，遠勝皎然《詩式》，東坡、元瑞（胡應麟）皆稱服之。”許學夷在詩歌創作和理論批評方麵，閱讀廣博，研究深入，他不可能把司空圖的著作誤為出自元人；他對司空圖十分推崇，他不可能把司空圖的著作斥為“卑淺”。所以，我認為《詩源辯體》這一條證據也十分有力。
我在前數年和楊明同誌合編了一部《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司空圖一節由我執筆。該節又分三小節，第三小節專論《詩品》。在分析《詩品》的體製時，我列舉了不少材料，說明運用象征比喻手法來形容詩歌風貌，是唐人論詩文的一種風氣。在唐代中期，我舉了張說、李白、杜甫、任華、皎然、皇甫?等人的例子。到晚唐時代，又有杜牧《李賀集序》、李商隱《元結文集後序》、吳融《奠陸龜蒙文》等例。李商隱、吳融兩文，還用了許多四言韻語。司空圖自己的《詩賦》、《注湣征賦述》兩文，也運用了許多比喻和四言韻語。我以上述例子作為文化學術背景，說明《詩品》的體製特色，是當時曆史條件下的產物。現在看來，這種事例，畢竟不是很硬，隻能說明《詩品》在當時產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比較起來，上述陳、汪《辨偽》一文中的兩條證據，卻相當過硬。因此，我現在也傾向於《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的說法。今後，如果其他同誌提不出強有力的反證，我準備放棄《二十四詩品》為司空圖所作的傳統說法。至於《二十四詩品》究竟出於何人之手，目前很難下結論，尚需繼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