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司空圖有文學批評論文若幹篇，其中《與李生論詩書》最為重要。該文前麵以味為喻，指出詩歌應有酸鹹以外的餘味，具有“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耐人尋味體會的藝術特征。《文心雕龍?宗經》曾讚美好作品有“餘味日新”之美，唐代皎然《詩式》更認為好詩應“情在言外”，有“文外之旨”，司空圖在這方麵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根據這種藝術標準，司空圖於唐代詩人中最欣賞王維、韋應物二人多寫田園山水景物與詩人恬淡情趣的詩歌。該文認為王、韋二人詩“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具有很高品格。其《與王駕評詩書》也稱道王、韋詩“趣味澄?，若清?（山西省水名）之貫達”，看法相同。
《與李生論詩書》後部，司空圖摘舉自己的詩二十多例（每例二句一韻）。據其自述，這些詩例涉及的題材，有早春、山中、江南、塞下、喪亂、道宮、夏景、佛寺、郊園、寂寥、愜適等多項，其中除塞下、喪亂二項外，均偏於幽美景物，靜謐環境與恬淡心境。即使寫喪亂，其句如“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也寫得比較含蓄蘊藉，有味外之旨。司空圖後期，長期過隱居生活，並多與僧道往來，參禪學道，因此他不但最喜愛王、韋詩，自己作品也偏重寫幽美環境與寧靜情趣。他的生活、創作和文學主張三者有著共同的趨向。在藝術上，司空圖擅長五言八句律詩，他善於以精練的五言律句寫景抒情，寓情於景，情景交融，耐人尋味。他答李生書所舉詩句，多屬此類，如“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王維擅長以五律抒情寫景，造詣甚高。其後大曆十才子等亦長此道，再後則有賈島、姚合等人。中唐高仲武編選《中興間氣集》，專選大曆詩人作品，最推重錢起、郎士元兩家，認為是王維的傑出後繼者。後來姚合編《極玄集》，也重清雅的五律，並以王維詩居首。這派詩人在中晚唐頗有勢力與影響，司空圖在《與王駕評詩書》中還稱道了大曆十才子、賈島、僧無可等詩人，他可說是此派詩人的後勁，並在理論上對此派詩人的創作經驗進行了總結。
蘇軾有《書黃子思詩集後》一文，中間盛讚司空圖的“詩文高雅”，並引錄了《與李生論詩書》的內容，先是概括介紹了味在鹹酸之外的論點，接著說：“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複其言而悲之。”這幾句話如何準確理解，至關重要。先說“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句。二十四韻即指司空圖所列舉的己作二十四聯（每聯二句一韻）。這些例句都是司空圖得意之作，符合於他所標舉的“味外之旨”的標準，所以蘇軾說它們“有得於文字之表”，“文字之表”意即“言外”。司空圖在該書引己詩時，常有“得於早春”、“得於山中”等等提句，此為蘇文中“有得於”三字所本。《與李生論詩書》一文，不同版本所引詩例有些出入，有多有少。陳尚君、汪湧豪兩同誌《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載《中國古籍研究》第一輯）考訂《四部叢刊》影印舊鈔本《司空表聖文集》所收該文為二十四韻，推論蘇軾所見的該書所引為二十四韻，當可信。次說“恨當時不識其妙”句。這句是說司空圖歎恨當時有的作者未能認識己詩之佳妙。《與李生書》有“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句，故有此恨。又該書開頭有“文之難而詩之尤難”句，尾部又說作詩“豈容易哉”，結合起來看，寓有詩道神妙、不易為常人言說和被他們理解的意思。司空圖的詩寫得很好，仍受人譏訶，可見知音難得，故蘇軾為之“三複其言而悲之”。
在司空圖《詩品》真偽問題討論中，有的同誌認為蘇軾文中“二十四韻”即指《二十四詩品》，這是缺乏說服力的。《詩品》二十四則，每則十二句六韻，自不能稱為二十四韻。《詩品》文辭固然也寫得頗美，但說它們均具有“味外之旨”，也是講不通的。我同意陳、汪《辨偽》一文看法，蘇軾該文僅就《與李生論詩書》對司空圖進行評論，蘇軾沒有看到《二十四詩品》，這是《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作的一個重要證據。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