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歌、散文均有古今體之分。今體詩即近體詩，包括律詩、絕句，在唐代定型並發展，它與古體不同，重視聲律調諧，律詩更講究對偶。今體文即時文，講求對偶、聲韻，流行於唐代社會和科場。古體文或古文，指效法先秦西漢，語言比較樸素自然的散文，與魏晉以來盛行的駢文不同。詩文的古今兩體，在唐代長期並存，占優勢的一直是近體詩和駢文。但一部分文人，主張文學對政治、教化有所裨益，提倡樸實的古體詩和古文，對講求辭藻、聲律、駢偶的近體詩、駢文進行攻擊，形成流派，但畢竟不能壓倒近體詩和駢文。編纂於後晉時的《舊唐書》，史臣們受時代風氣影響，在對唐代文學和文人進行評價時，顯示出偏袒近體和駢文的態度。
唐代以詩賦取士，考進士必須寫五言律體詩，加上近體詩一般篇幅短小，具有辭藻華美、聲韻和諧的特色，便於吟唱和表現才華，律詩更具有對偶工巧之美，因而近體詩在唐代更受人們喜愛，作品數量也更多。
在唐代，首先提倡古體詩的是陳子昂。在《修竹篇序》中，他表明自己崇尚的是《詩經》的風雅，是“漢魏風骨”和“正始之音”；他批評晉宋詩風骨不振，“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並以其《感遇詩》數十首等實踐了自己的文學主張。稍後李白宣稱建安以來的詩“綺麗不足珍”，要求恢複《詩經》風雅傳統，譏嘲追求華辭麗藻之作是“雕蟲喪天真”。李白所作《古風》組詩，繼承陳子昂《感遇詩》傳統，關懷國事民生。但陳、李兩人也寫了部分近體詩。殷?與李白同時，編集《河嶽英靈集》，所收以古體為多，更大力提倡風骨，讚美盛唐詩人學習建安風骨，也寓有提倡古體之意。
中唐時，元結大力提倡古體。他編選《篋中集》，專選其友人沈千運、孟雲卿等七人的古體詩24首。沈、孟都致力於五言古體，語言古樸。元結更指責當時山歌兒舞女歌唱的近體詩是“汙惑之聲”，指責許多近體詩“以流易為詞”，“喪於雅正”。元結強調詩歌應發揮教化作用，自己在創作方麵專寫古體，身體力行。
皎然反對這類複古主張。其《詩式》卷五《複古通變體》條認為應處理好複古與通變的關係，“若惟複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缺少創新。他認為“陳子昂複多而變少，沈（?期）、宋（之問）複少而變多”，他對沈、宋的評價比陳子昂高。他還批評盧藏用過分抬高陳子昂在詩歌史中的地位。皎然對沈千運、孟雲卿詩評價也低。
中唐後期，孟郊、韓愈致力於古體詩。孟郊詩絕大部分為五古，語言古樸，風格與元結一派為近。韓愈稱讚孟郊詩超過魏晉，逼近漢代；抨擊齊梁陳隋詩“眾作等蟬噪”。韓孟兩人的古體，用思深刻，語言奇峭，力求有所創新變化，因而特色鮮明，成就頗大，影響深遠。
晚唐時，李戡是複古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編《唐詩》三卷（今不傳），專選與古詩相類之作。他抨擊元稹、白居易所作的元和體律詩，因為它們多寫男女之情，是“淫言?語”。
晚唐時代，近體詩進一步流行。杜荀鶴以七律、七絕反映民生疾苦，引人注目。這說明過去為樂府古體所專擅的反映社會現實的表現形式，已經部分地被近體詩所替代了。
在散文方麵，駢文在唐代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但一部分文人屢屢對駢文開展攻擊，同時提倡古文，形成流派。
唐代前期，一部分史家在評論前代文風時，往往對過去（特別是南朝後期）靡麗的詩文辭賦進行批評，但他們並不反對文詞的駢儷。史評家劉知幾也是如此。到盛唐時代，一些古文運動的前驅者開始明確地反對魏晉以來的駢文。蕭穎士自稱所為文章，“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嚐留意”。李華、賈至論文，都推崇《六經》，反對後代華靡的文風。獨孤及更明白地抨擊南朝後期崇尚對偶、聲律的文章。
韓愈更進一步明確提倡“古文”，反對駢文。韓愈屢屢稱述自己要恢複古代堯、舜等聖王以至孔、孟的古道，並用古文來宣揚古道。他猛烈攻擊講究辭藻、駢偶、聲律的駢文，認為是“俳優者之辭”。在《進學解》中，他說明作文應以先秦的《五經》、《莊子》、《離騷》，漢代的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等作家作品為取法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