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論述為文取法對象時，和韓愈主張很接近（見《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其《西漢文類序》更指出東漢文風趨衰，因為東漢時駢體文章開始抬頭。韓、柳都稱道多用奇句的司馬遷，而不及多用偶句的班固。前此古文家獨孤及、梁肅還稱道班固，韓、柳則不然。這說明古文家反對駢偶的傾向在進一步深化。李翱大力推崇韓愈的古文成就，同時指責東漢以下的文章“文卑質喪”。
韓、柳、李翱等所作古文，故意多用奇句，語句長短錯落，又不重視平仄的對稱協調，這破壞了長期來流行的駢文語言注重對稱和聲韻的傳統。裴度在《寄李翱書》中批評李翱的文章“磔裂章句、隳廢聲韻”，就是指的這種情況。裴度的意見，代表了當時很大一部分人對古文的不滿。
白居易擅長駢文，它們與其所作元和體律詩同樣風靡於世。白氏在應科舉考試時所作的辭賦、百節判，當時新進士競相傳寫。他所作《策林》70多篇，也用流暢工致的駢體。白居易運用當時流行的駢文體，又能在內容和用詞造句方麵參以“六藝經學”，使靡麗的駢文顯得高雅一些，因而受到時人的讚賞和學習。但古文家對白氏頗不滿，皇甫?甚至詈為“桑間濮上之音”。
晚唐李商隱初時寫古文，後來改學駢文，擅長四六。在《上崔華州書》中，他宣稱所謂道，不是古代周公、孔子所獨能，立論與韓愈相對立。整個晚唐五代，駢文盛行，古文不振。
五代後晉時成書的《舊唐書》，由宰相劉?領銜，實際纂修者為張昭遠、賈緯、趙熙等四人。受五代時風影響，《舊唐書》史臣崇尚駢文，輕視古體。《舊唐書》行文氣格，大抵屬駢文一路，各篇末的史臣評語，更是全用駢句。
《舊唐書?文苑傳序》綜論文學，明顯地偏袒今體，認為“是古非今，未為通論”。論南朝文學，特別推崇提倡聲律論的沈約。認為其文學功績可以上比曹植、謝靈運。
對唐代兩大詩人李白、杜甫，史臣貶抑李白。在《杜甫傳》後，引用了元稹《杜工部墓係銘序》的一大段話，內容盛讚杜甫的長篇律詩成就傑出，為李白所遠遠不逮。史臣接著加按語道：“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表現了過分重視近體詩的偏見。史臣對韓愈評價不高。《韓愈傳》雖肯定韓文“自成一家新語”，但未指出韓文的特出成就和重要曆史地位。史臣接著批評韓愈《柳州羅池廟碑》等三篇文章內容有背於孔孟的思想，“乃文章之甚紕繆者”，實際是譏諷提倡儒學的韓愈在實踐上並未做到。還批評韓愈的《順宗實錄》，敘事行文，繁簡取舍不當。總的說來，史臣對這位“務反近體”的古文家不大滿意，批評多於肯定。
對唐代文人，史臣評價最高的是白居易、元稹。《舊唐書》元、白兩人合傳，傳末有較長評論，縱論曆代文學，歸結到元、白。這樣寫法規仿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實際是認為元、白為唐代最傑出的作家。史臣重視文章（包括詩、賦、文）的新體，認為漢魏以來文章新體有三個特出時代，一是建安時代，以曹植、劉楨為代表；二是永明時代，以沈約、謝?為代表；三是元和時代，以元、白為代表，給予元、白以崇高的曆史地位。史臣最推重元、白之詩，重點在元和新體，包括四句、八句短律和數十韻以至百韻的長律，對長律尤為讚美，充分顯示出偏愛近體詩的態度。《舊唐書》對元、白的極度讚美，反映了晚唐五代人重視近體詩的風氣。
北宋第二次古文運動興起以後，文風大變，因而《新唐書》對唐代文人的評價與《舊唐書》大相徑庭。《新唐書》對李白、韓愈評價甚高，而對白居易則頗有微辭。《新唐書》、《舊唐書》不同的文學觀，反映了兩個不同時代文人們不同的審美標準。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