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文苑傳序》有一段話，明顯地表現出編者崇尚駢體詩文的態度，文曰：
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樸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弦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為通論。……近代唯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雲、淵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
在這段文字中，編者在討論文質問題時，肯定文，反對是古非今，這實際上是肯定漢魏以來駢體文學的發展。又“飾以文言”句中之“文言”，似即指相傳孔子所作《易傳》中的《文言》，篇中頗多偶句。《文心雕龍?麗辭》有曰：“《易》之《文》（《文言》）、《係》（《係辭》），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即指出《文言》中多駢偶成分。在下麵，《舊唐書》編者又特別對沈約加以稱頌。沈約提倡區分四聲，提倡寫作新體詩，是把古體詩引向格律化的有力倡導者；他們所寫的新體詩，是唐代律體詩或近體詩的前驅。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敘述曆代文章（以詩賦為主）發展，指出漢魏文風經曆了三次變化，又大力主張區分四聲，使作品音韻和諧。《舊唐書》編者肯定這些主張，並且讚美沈約的製作能繼承漢代揚雄（子雲）、王褒（子淵）、魏曹植、西晉潘嶽、陸機、劉宋謝靈運等辭賦、詩文名家重視文采駢儷的傳統，並有新的發展，成為一代文豪。由此看來，《舊唐書》編者對待文學的基本態度是反對是古非今，充分肯定後代文學的新變和發展，肯定漢魏六朝的駢體文學。他們十分推崇沈約，因為沈約的理論和創作，為唐代近體詩的定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開啟了先路。
如眾所知，李白在理論上鄙薄魏晉以來追求詞采華美的詩歌，曾經宣稱：“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其一》）又據孟?《本事詩?高逸》載：
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雲：“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複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嚐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
李白的這類話不免有些片麵誇張。實際，他寫了大量的五七言詩，七言詩成就尤為傑出，四言詩卻寫得很少。對建安以來以迄梁陳的各代名家，他還是向他們多方麵地吸取營養。然而這類話畢竟反映了李白鄙薄南朝綺靡文風，要求詩歌恢複古代雅正剛健傳統的思想傾向。李白也的確不願多受聲律束縛，故律詩寫得頗少。李白鄙薄魏晉以來的華美詩歌，鄙薄沈約所提倡的聲律論和聲律論指導下的詩歌創作；《舊唐書》編者卻是大力肯定漢魏六朝的駢體文學，推崇沈約的理論和創作。李白的詩歌，律體頗少。這樣看來，《舊唐書》對李白詩評價不大高，也是很自然的了。
《舊唐書》肯定駢體文、律體詩的態度，還鮮明地表現在對元稹、白居易的評價中。《舊唐書》卷一一六為元稹、白居易傳。傳末有一段較長的議論，模仿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體例，綜論曆代文學，然後歸結到傳主。這樣處理，就說明《舊唐書》編者對元、白評價甚高，認為元、白代表了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其地位猶如劉宋的謝靈運那樣。傳論中評論元、白有曰：
若品調律度，揚榷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
《舊唐書》對李白評價不很高，它不可能把李白、杜甫兩人並列作為唐代詩歌的最高代表，於是找到了元、白。傳論縱覽曆代詩歌發展，突出了三個時期和六位詩人：一是建安時期的曹植、劉楨，標誌著文人五言詩的成熟；二是永明時期的沈約、謝?，標誌著新體詩的產生和格律詩的濫觴；三是元和時期的元稹、白居易，標誌著唐代近體詩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舊唐書》對元、白詩的評價，可說是高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