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白居易兩人兼長古體詩、近體詩。兩人的諷喻古體很有名。但在當時社會上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除《長恨歌》、《琵琶行》等少數歌行外，還有近體詩。其近體詩，有流連“杯酒光景”的短章，也有“驅駕文字、窮極聲韻”的長篇排律，當時風行遐邇，被人廣泛仿效，號為元和詩體（見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參考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附論《元和體詩》節）。《舊唐書》讚美元、白詩為廣大人士所喜愛，流播之盛，邁越前賢，又把兩人與沈約、謝?相提並論，顯然也是著重從近體詩成就的角度來評論的。李白以不長律詩被抑，元、白以擅長近體見揚，可見《舊唐書》編者推重律體詩的立場是很鮮明的。
《新唐書》纂修者歐陽修、宋祁都是古文名家，他們站在古文派的立場評價文學，提倡古文，反對駢體文；對律體詩雖不排斥，但也不像《舊唐書》編者那麼重視。上麵提到，《新唐書》編者對《舊唐書》的駢儷文風很不滿，認為“氣力卑弱”。《舊唐書》傳記中多引用當日駢體文字，《新唐書》編者甚至對此也不滿而加以刪除。趙翼《廿二史?記》曰：“歐、宋二公不喜駢體，故凡遇詔、誥、章、疏四六行文者，必盡刪之。”（卷十八《新書盡刪駢體舊文》條）可見其厭惡駢體文的程度。對於律詩，古文家較為寬容，不但不排斥，自己也參與寫作，隻是文詞尚清淡而不尚濃麗。但長篇排律，特別重視排比鋪陳，其體格與四六文頗為接近，故古文家也並不欣賞。上文提到，元稹推重五言排律，因此揚杜抑李，《新唐書》不表讚同，即是明證。《新唐書》也肯定元稹、白居易的詩歌，但不像《舊唐書》那樣高。《新唐書?文藝傳序》有曰：“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元、白位置在杜甫、李白下麵。又《新唐書?白居易傳讚》引用白居易《與元九書》的自敘，分其詩為諷喻、閑適等四類，接著說：“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喻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可見《新唐書》編者主要肯定白居易的諷喻、閑適兩類詩，而不是肯定其律詩。因此，在《新唐書》編者看來，李白的律詩寫得少，成績也較差，是不影響他在詩壇的崇高地位的。
李白、杜甫兩人作為唐代兩大詩豪，在元和時代已得到很多人的公認。除上引韓愈“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詩句外，在白居易的作品中也有明白的反映。白居易《與元九書》有曰：“詩之豪者，世稱李、杜。”說明當時大多數人並稱李、杜為兩大詩豪。白居易《與元九書》中在大力提倡諷喻詩時，雖對李白諷喻詩寫得太少有所不滿，但在其他場合就不同了。他的《李白墓》詩有雲：“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對李白詩評價極高。他的《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一詩，對李杜兩家同致讚美，相提並論，譽為“吟詠流千古，聲名動四夷”，無所軒輊。白居易雖也愛寫五言長律，其《與元九書》稱讚杜甫詩“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也含有杜甫律詩成就超過李白之意，但說得較有分寸，並沒有從長律方麵過分貶抑李白，態度比元稹通達。
與元白同時的韓愈，推尊李杜之語不少，除上引“李杜文章在”兩句外，其他如：“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薦士》）“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隨。”（《醉留東野》）都是顯例。晚唐五代，文士同時推尊李杜之例也常見，這裏略舉一二。如杜牧雲：“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李商隱雲：“李杜操持事略奇，三才萬象共端倪。”（《漫成五章其二》）黃滔《答陳?隱論詩書》曰：“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幹天。”此外，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顧陶《唐詩類選序》、韋?《才調集序》都對李杜備致推崇。可見自元和以來至五代，大部分文人已公認李杜為唐代最偉大的詩人。元稹、《舊唐書》編者對李白的貶抑，隻是在唐五代駢文、律詩盛行時期，少數一部分文人對李白詩歌的偏見。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