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爺們想得到的是大把誘人的現鈔。
1987年3月19日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前水泄不通，上千人在那裏圍觀，這裏將進行一場特殊的審判曆史就是如此出人意料地嘲弄著人們，堂堂的省長竟然與幾名倒爺站在一起，站在被告席上。麵對莊嚴的國徽，公訴人義正嚴辭地宜讀了公訴詞：本案是一起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案件……犯罪數額之巨，犯罪危害之大，犯罪情節之嚴重，都是觸目驚心的。
“被告人倪獻策本應把人民賦予的職權當作為國為民謀利益的條件，但恰恰相反，他把手中的權變成了謀私徇私、違法枉法的工具。”
半個月後，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判決：判處倪獻策有期徒刑二年。
正義得到了伸張，法律的神聖尊嚴得到了維護，然而國家卻已經遭到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為之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一個小小的市級法院公開審判省長，標誌著民主在政治生活中有了飛躍性的發展。欣喜之際，人們又不免沉思：倪獻策-這個昔日的造反派，一躍成為省長，難道真是民主的結果？他成了倒爺們的代理人，明目張膽地指揮職能部門為倒爺服務，而這些部門負責人毫無異議，唯唯喏喏，遵囑照辦，這是一種什麼關係？是封建依附的，還是民主的？
現在，讓我們離開井岡山下、贛江之濱的南昌，來到風光秀麗的津水之畔的湖南省津市市，看一看一位市長如何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倒爺。
1985年5月28日上午，湖南津市市體育場召開全市宣判大會。上萬名群眾坐在看合上，所有的目光集中在一個焦點：犯人中穿幹部服的人，他就是津市市副市長——劉鬆柏。
“劉鬆柏犯貪汙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決定執有期徒刑五年。”
法官的宣判在體育場四周的高音喇叭上響起，在上萬名群眾心中發出了難以言表的回蕩。一位上任一年多的新市長，變成了一個倒賣工業原料的倒爺，在百姓的眼中，這簡直象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一樣。事後《法律與生活》的特約記者來到看守所，與這位身材瘦弱、一臉絡腮胡的前市長進行了一次長談——
劉鬆柏，43歲，中專畢業，1980年任津市絲綢廠廠長、黨委書記。1982年任市經委副主任，絲綢工業公司黨委書記兼經理。1984年元月，津市宣布他為副市長，分管工交生產。在人們的恭喜聲中，劉鬆柏躊躇滿誌。的確，每兩年官升一級，可謂是官運亨通，前途不可限量。然而，人的欲望是無限的，命運的賜與卻是有限的。劉鬆柏的權力欲得到暫時的滿足之後，對金錢的欲望卻一下變得強烈了起來。他分管工交生產，在基層的彙報中，申門人們的閑談中，聽到了不少神奇而又真實的故事：
某位開除留用的人，出去跑生意，賺成了萬元戶。
某廠一個供銷員，不算工資，一年的“獎金”“回扣”就1000多元。
某單位一位推銷員，推銷塑料桶，多得2000多元。
“我說起來是市長，才20級，一年工資不到1000元，市長還不如一個采購員！”他感到寒酸，也感到憤憤不平。
1984年上半年，突然之間“幹部經商”、“搭台唱戲”、“入股分紅”成了時髦的風尚，有權有官的頭頭腦腦們被各式各樣的“公司”拉去當“顧問”、“名譽經理”之類，反正不管你顧不顧著問，月月紅包照送，不管你經不經理，反正隻要你的名譽，拉著虎皮做大旗。市長交椅還沒坐熱的劉鬆柏心熱了。心想：企業浮動工資，機關幹部不動，如今物價又上漲，不搞點錢補貼補貼怎麼行。一再說，我沒有大學文憑，市委、市政府領導班子調整時，肯定要下台。我下台時，正好工資改革，職務工資再拿不上，我就太吃虧了。工作幾十年，失去的東太太多了，這次撈一把，再下台也甘心。於是，他磨拳擦掌，躍躍欲試地也想做生意，不料中央卻明令禁止幹部經商，他隻好偃旗息鼓，打消念頭。
雖然，經商的念頭打消了，追求金錢的欲望卻沒有打消。終於，命運在敲門了。幾個月後，金星內衣廠的一位相識的采購員找到劉鬆柏求援：“劉市長，我們廠是街道辦的，現在沒有原料，您是不是幫我們搞一點，以解燃眉之急。”劉市長端著架子說：“你們困難我知道，我也認識一些人，可以搞到東西，但是我不能出麵去搞嘛。”這位采購員不愧為走南闖北、見多聞廣之人，會聽領導的指示，善於將那些官腔的部分剔去，捕捉在冠冕堂皇的辭藻後麵隱藏的真正動機。她一聽劉市長並沒“封門”，心中大喜，急忙接上話茬：“如今社會上的事，我也明自，您隻打電話，寫個條子，一切由我去辦，事情辦成，決不忘您的好處。”說著，她拿出20。元錢塞進市長手中。市長忸怩作態了一番，打了一番官腔，既立了牌坊，又把錢裝進了口袋。
從此，劉鬆柏成了高級倒爺，他憑借市長的權力和身份，以生產急需為名，向長沙紡織品材料公司要來500。多公斤緊俏的滌綸加工絲，交給那位金星內衣廠采購員。這位精明過人的采購員一轉手將2500公斤倒賣給灃縣絲綢廠，賺了3180元。當然，她沒有忘記倒回這批貨的劉市長，分給劉鬆柏110。元，她自己吞了2000多元，這一次，可真是市長不如采購員了。
第一次倒騰成功，劉鬆柏不費吹灰之力，舉手之間就掙了100。多，他一下掌握了倒爺倒騰的精髓。一個月後，他又開始了倒騰絲棉的生意。
8月下旬的一天，退居二線的市金屬製品廠黨支部書記向雲，專程登門拜訪劉市長，提供了一條倒騰的信息：廣東南海縣一個社辦絲棉廠想購絲棉，價錢從優，一噸就能掙一、二千元。請劉鬆柏牽線搭橋做成這筆買賣，大家共同富裕。
劉鬆柏是過來人，早就嚐過倒賣原料的甜頭，明白這是一筆賺大錢的好買賣，沒有多費口舌，便一拍即合。第二天，螺絲廠就接到了市長親自打來的電話和便條。十幾天過去了，這筆買賣還未做。時間就是金錢，倒買賣更是如此，錯過時間，隻有眼睜睜看著錢從指縫中溜走。劉市長親自召集向雲、螺絲廠廠長開了個小會。分管工業的市長並非要研究津市市工業現代化發展的藍圖，在座的三位共產黨員也並非在討論什麼改革，他們在策劃如何撈錢，瞞天過海，倒賣絲棉和下腳絲。劉市長是螺絲廠廠長的老上級，經過～番“賺了錢不會讓你廠長吃虧”的許願之後，下達了指示：“價錢不要低於收購價，因為主要的機製絲棉太少，價錢低了經不起檢查，要想辦法把數量多搞一點。”廠長自然心領神會，提出：機製棉和長吐絲價格高，每樣各搞600公斤，開票時隻開500公斤，瞞下200公斤做賺頭。下腳繭、薄皮繭各搞100。公斤，其中薄皮繭是下腳繭價格的一半。所有的貨都按價格低的薄皮繭算。於是，前者以多出貨，少開票，後者以好充次，低進高出兩樣都有撈頭。
親愛的讀者，可能對這樣繁雜的數字厭倦了，這真象一則複雜的數學題，一般的人準會搞得昏頭轉向，然而這正是倒爺爺們變幻魔術的秘訣所在。劉鬆柏不愧為市長，果然聰睿過人，無師自通，對倒爺們的技藝已經嫻熟了。他們用1525。元搞到了價值22125元的東西。當然這中間少收的6875元，並非要便宜廣東海南的絲廠。恰恰相反，他們換開了一家綜合公司的兩張發票，非旦一分不少地按原價加了上去，而且又上了管理費、包裝費、出境費等。15000多元買進的貨，轉眼之間以32300多元出手，這一進一出，便賺了7950元，大家五馬分屍，1817元落進了劉市長的腰包。
這一年的年底東窗事發。三個月之後，劉市長銀鐺入獄。劉鬆柏從坐上市長寶座到下台入獄總共一年多。
一個政治舞台上剛剛升起的新星，便象流星一樣隕落了。難道這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當記者劉詩訓采訪他時，他的眼裏噙著眼淚，淚水是苦澀的，難道釀製這苦澀淚水的僅僅是他的淚腺？
2．專賣與專倒
專賣自古有之，西周官府就曾嚴格規定：“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不瀚於市。”後來漢武帝時“鹽鐵專賣”，唐時“茶鹽專賣”更是人人皆知的事。解放後，我國為了調節某些產品的消費，對部分緊俏產品的生產、收購、銷售全部由國家經營。1978年國家直接計劃管理的消費品有55種。到目前為至，國家直接專營的重要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尚有24種。然而，掌握這些緊俏物資分配權的，不是“國家”這個空泛的概念，而是具體的、有鼻子有眼的人。其中有一部分和社會上的下九流倒爺勾搭起來，把專賣權變成了專倒權。
大港油田南起滄縣北至唐山，縱橫800裏，是R國著名油田之一。掌管50000多石油大軍的統帥之一-大港石油管理局黨委副書記兼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杜誌福，是一個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解放後，他放下手中的槍，戴上柳條帽，成了解放後第一批石油開發戰士。三十年來他南征北戰，輾轉八個油田。在青海柴達木盆地的冷湖油田，他睡在地窩子戰鬥了兩千多個日日夜夜。1960年他帶領幾個鑽井隊又來到冰天雪地的大慶，是大慶油田第一勘探處黨委書記兼指揮。華北、四川、湖北、河南，幾乎祖國所有的大油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那時所到之處，他都是風塵仆仆地戰鬥在第一線，不講究吃，不講究穿，平易樸素。
然而，生活在變化，杜誌福的思想也在變化，看到別人家添置彩電、電冰箱，他心裏不是滋味，覺得自己貢獻的太多，得到的太少，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要啥沒啥。雖然自己名叫誌福，卻一直沒富起來，心想，趁現在還在職在位，撈一把也沒算白幹一輩子。怎麼才能撈一把呢？俗話說坐山吃山，靠水吃水，杜誌福打起了石油的主意。石油在國家嚴格控製的24種產品中名列榜首，杜誌福搞了一輩子石油清清楚楚知道倒賣石油是犯法的。為了錢他卻開始玩火了。他跟華北油田的一個業餘倒爺掛上了勾。倒爺雖有倒油的門路，卻苦於沒有油的來路。杜誌福大筆一揮能批出石油。但堂堂黨委副書記又不能拋頭露麵地去銷油。於是，他們達成默契，一個批石油，一個銷油，精誠合作，發家致富。倒爺信誓旦旦保證一旦有個長短，決不吐口。杜誌福覺得此事天衣無縫，萬無一失，於是他一下批給那位倒爺30噸油，由他轉手倒賣後，從中撈到三台20時彩電，三台錄音機，一台電冰箱。昔日轉戰油海的功臣，如今卻栽進油海成了罪犯！
煙草是另一項國家規定專賣的商品。1983年國務院頒發了煙草專賣條例。1985年煙草專賣局發布了施行細則，一年之後煙草專賣局、國家物價局等單位發出加強卷煙市場管理的通告。國家三令五申禁止煙草倒賣，各地也相繼開展了打擊煙販子的鬥爭。然而，這股倒賣香煙的濁流並沒有退潮，成千上萬的煙攤，貨源並未明顯呈現緊張，黑市也並沒有萎縮關閉。其根本的症結在於：沒有挖出私倒背後的官倒，隻截流而未堵源。
許昌地區的烤煙馳名中外，加上這幾年生產香煙的廠家日益增多，社隊企業的煙廠搶煙，國家煙廠要煙，因而，倒賣烤煙成了收利頗豐的黑生意。國家煙草公司法定的收購單位-許昌縣王女店鄉煙草收購站，竟然置法規而不顧，與社會上的不法倒爺相勾結，大肆進行計劃外煙葉經營。1984年至1986年他們違法經營50餘萬斤煙葉。獲取暴利後，他們從中提出9萬餘元打通各路關節。收購站大倒小倒、明倒暗倒一齊來，站主任等人利用職權，先後兩次為駐地八名倒爺提供賬號、場地和工具，為其非法收購煙葉10餘萬斤，運往外地倒賣，牟取暴利達37萬餘元，站主任等三人從中得到好處6000元。這一起煙草倒賣案涉及煙草公司、煙草專賣局、稅務局等單位的三十八名黨員幹部。
去年，劉士奎倒煙案轟動了京城，《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瞭望》等報刊都報道了這一消息。
劉士奎是黑龍江省大慶市郊區的一個普通農民。1985年起他開始混跡北京，專門從事香煙倒賣生意，僅從1987年1月至6月的四個多月時間內，他從朝陽區工貿開發公司一處就購出香煙25萬多條，平均每天1，700條以上。其中雲南供應首都市場的“大重九”、“翡翠”、“石林”等緊俏香煙達35000多條。這些國營商店絕跡多時的暢銷香煙，卻源源不斷地流入劉士奎的手中，以平價購進，轉手以抬高一倍以上的售價倒賣到東北、河北等地，不到半年時間就牟取暴利5萬餘元。這個流竄來京既無營業執照，又無北京居住證明的倒爺為何有如此神通？奧秘在於他的背後有官倒。不知是天二真幼稚，還是有什麼貓膩，國家的一些批發部門、商店為其頻頻開放綠燈。他的口袋裏裝著國營批發部門給他的空白介紹信，蓋著鋼印的工作證。劉士奎就是以此為掩護大搞黑市交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