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天良的拷問。
這是一次道德的審判。
這也是一次對張萬鈞人格、品行和素質的大考。
從筆者的寫作角度講，也是對本書傳主傷感情懷的一次描摹。在這裏，不禁使餘想起明朝戲曲家和文學家湯顯祖一句名言：“三分春色描來易，一段傷心畫出難。”不朽之大師都有此感喟，何況我等才疏學淺之輩？不過，難寫，到了這份兒上了也得硬著頭皮去寫。
那是1998年9月15日，張萬鈞到上海參加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的高級財務管理學習班回來，於下午一時，在天津濱海國際機場剛下飛機，新打開的手機好像得到什麼感應似地立刻響了。
“喂，請講話。”張萬鈞在回答的同時把手機貼在耳朵上。
給張萬鈞通話者是園林綠化公司經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聲音怯怯地告訴張萬鈞，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來了三個檢察官，要張萬鈞從機場不要回家，直接趕到園林綠化公司。
經理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報告像箭一樣射進張萬鈞的耳朵，使他聞聽不由一驚。他立刻意識到，由三名檢察官親自出馬，而且直接指名道姓地針對他而來，看來這次遇到的事情非同尋常，要比河北省曲陽縣那個工頭狀告他嚴重得多，而市檢二分院的動靜較之那個老檢察長“請”他去也大得多，看來這次是凶多吉少呀！不然，市檢二分院不會這麼興師動眾，派三個檢察官冷丁地“殺”到園林綠化公司來的。同時，從他手機響的時間判斷，說明檢察院的人已經分秒不差地掌握著他的行蹤。不然，他剛一下飛機，手機不會那麼精確地就響了。況且，檢察院的人叫他先到園林綠化公司，就是為了不給他以絲毫的喘息機會。
處於突發意外情況之中的張萬鈞告誡自己，一定要沉著冷靜，切不可驚慌失措。應該像過去聽說過的周恩來總理處變不驚那樣，從容應對。那是1928年春天，周恩來偕夫人鄧穎超到蘇聯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當周恩來乘船到大連港，突然被帶到港口警察所。這時，一個日本警察突然大聲問道：“你是周恩來？”周恩來麵對這突然發問，先是一驚，但他立刻看出這是在詐問他，連忙微微一笑：“不，我不叫什麼周恩來，我是一個古玩商。”盡管凶惡狡詐的日本警察再三盤問，周恩來應答如流，方安全渡過第一關。但是，當周恩來夫婦乘火車由大連赴長春看望他的伯父時，一個日本警察的密探隨之跟著上了火車。一路上，這個日本警察密探以一個古玩愛好者的身份對周恩來反複提問，周恩來看出了這個密探的惡毒用心，所以左右逢源，又化險為夷，之後，周恩來夫婦又巧妙周旋，一連擺脫日本人設置的種種障礙，起程途經滿洲裏，越過邊境，如期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從此，周恩來處變不驚的風範成為人們學習的楷模。當然，張萬鈞今天遇到的情況與周恩來當年遇到的事變背景不同，對象不同，因而本質也不同。但是，其中所掲示的道理是值得後人學習和仿效的。
張萬鈞想到此，平靜了一下心情，問道：“他們沒說，要找我幹什麼？”
“他、他們講，要審查公司的帳目！”經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大概沒有經過這種場麵，緊張得都有點口吃了。
“他們要查公司的帳目？”張萬鈞一聽感到莫名其妙。心想，公司的帳目會出什麼問題呢？是自己貪汙了？還是自己挪用公款了？或者是單位偷稅漏稅了？他越想越感到猶如墜入五裏霧中。帳目又不在自己手裏，是由新任的會計掌管著。我一不貪贓，二不枉法，帳目能會有什麼問題呢？
“是。”經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肯定了他的提問。
“那好吧，你告訴他們，我身體不太舒服，必須回家休息一下，下午一上班我是會準時到公司的！”張萬鈞連日在上海學習的確實在太累了，腰部由於骨質增生和腰管狹窄，稍微站時間長了整條腿都針刺般的疼痛。所以，他極需回到家躺上一會兒，直直腰，不然真的是難以堅持。
下午三點一上班，張萬鈞果然準時來到他的經理辦公室。
“你是張萬鈞經理嗎？我們是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的。”市檢二分院的三個檢察官一見張萬鈞的麵兒，立刻自報家門，語氣帶著職業的冷峻，身穿製式服裝，大沿帽上的國徽熠熠放光，升發著無比神聖的尊嚴和不可輕蔑的威懾。
“我是張萬鈞，請問幾位找我有什麼事兒？”張萬鈞不卑不亢，顯得神態從容。
“張經理，我們來是例行公務。”一位檢察官說著，取出一份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簽發的詢問通知書，向張萬鈞眼前一亮，語氣陡地加重了許多，“張經理，檢察院的詢問通知也給你看了，同時我們也已經征得你們領導的同意，對群眾舉報你的一些問題進行調查，希望你積極配合！”
“好哇，既然我們領導都同意了，我還能不積極配合嗎？況且，又是群眾舉報我，作為一個黨員幹部，接受黨的紀檢部門的檢査，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張萬鈞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但是，從張萬鈞的內心講，他是對從檢察官嘴裏說出的“征得你們領導的同意”是有想法的。他認為，作為一級領導同誌，特別是作為一個頂頭上司，不僅要放手大膽地使用幹部，而且尤其要注意關心和愛護幹部，這樣才能使下級感到溫暖和有安全感，踏踏實實地工作。就拿這次檢察院派人直接到園林綠化公司要審查他來講，並不是說檢察院直接找他不無不可，而是說他的主管領導為什麼聽說有的群眾舉報張萬鈞後，不告訴市檢二分院的人，我們自己先找張萬鈞談談，或者說根據舉報內容先做一做調查了解的工作呢？況且，開發區也有檢察院，也有黨的紀律檢察部門嘛！這樣做，決不是說要他張萬鈞的直接領導和開發區的紀律檢察部門袒護和包庇他，而是體現上級領導和黨的組織對他的關心和愛護，不應該就這麼簡單地一推了之。可是，當張萬鈞稍稍冷靜些，又感到可能是他的直接領導聽市檢二分院說明情況後，一來覺得市檢二分院直接找他張萬鈞調查“群眾舉報”的問題，符合其職權範圍和工作方式，不便從中提出別的要求，防止把問題複雜化；二來或許他的直接領導認為他張萬鈞不會有問題，市檢二分院你們提出要查那就查吧。常言道，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張萬鈞沒問題，哪級黨的紀檢部門查也沒有關係。因此，此時的張萬鈞想法很多，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在這激烈的思想活動中，又能冷靜處之，足見其具有很強的處變不驚的能力。
檢察官見張萬鈞態度是好的，馬上告訴他：“你通知會計，把你們公司的帳目馬上拿來。”張萬鈞沉吟一下提出：“我有個要求，我給你們在我們這座辦公樓裏騰出一個房間，你們就在這座辦公樓裏麵查帳，你們要查什麼就查什麼，你們想怎麼查就怎麼査，怎麼樣？”
其中一個檢察官以不可商洽的口吻對張萬鈞說：“不行，我們要把帳目帶走！”
張萬鈞問道：“你們要把帳帶走了，萬一丟失了票據怎麼辦？”
“我們三個大活人，怎麼會把票據給丟了呢？”
“不怕一萬，不是還有個萬一嗎？”
“你不相信我們？”
“不，我絕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本來你們紀檢部門來審查我，就是懷疑我有問題。這不會有錯吧？那麼，要是萬一再丟了帳目，我不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嗎？”
“那好吧，你就馬上去安排人給我們騰出一間辦公室吧。”帶隊的檢察官說完，大概又覺得這樣不妥。因為，他們要是與舉報者核實一些帳目上的問題怎麼辦？作為舉報者，是不願暴露自己身份的。他們要是一進張萬鈞安排的辦公室，不就暴露無遺了嗎？作為紀檢部門，替舉報者保密，是保護舉報者的重要措施。所以，這三個檢察官悄聲交換了一下意見，那個帶隊的檢察官又告訴張萬鈞，出於審査工作的需要，他們還是要把帳目帶走。
“那好吧。”張萬鈞看出了他們的難言之隱，在表示同意將帳目帶走的同時，又提出一條要求，“為了確保帳目的完整無缺，我得派人去，專門負責保管帳目。”
三位檢察官用目光交換了一下意見，認為張萬鈞提出的這個要求並不過分，當即表示了同意：“好吧，明天你就派兩個人把帳目給我們送去。”
張萬鈞又問：“是自園林綠化公司成立後的帳目全都要嗎？”
“不，隻要1993年的票據。”
“那好，明天上午你們一上班，我會立刻派人把帳目送去。”
“張經理，那咱們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那好，我們再見！”
“再見。”
張萬鈞送走了市檢二分院的三位檢察官，心裏好生納悶：他們為什麼要專門抽查公司1993年的帳目呢？
他反複思考了半天，也想不起自己在1993年有過什麼違法亂紀的行為。嗨，由他們查去吧！常言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自己沒有做過什麼非法勾當，就“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吧。
張萬鈞正是這樣不斷地激勵自己，所以便強化了在突遇變故麵前的心理承受能力。
轉日，張萬鈞派了兩個人，按時把園林綠化公司1993年的全部帳目送到了市檢二分院。
這樣一來，張萬鈞作為天津市的“大案要案”在接受市檢二分院審查的傳聞，巨浪排空般地在開發區引起劇烈的震動。
而首先受到這種劇烈震波的，無疑是張萬鈞的妻子井樹庚。
一連兩個晚上，早已得到“小道消息”的井樹庚徹夜難眠。她在剛聽到張萬鈞被市檢二分院作為“大案要案”審查時，像被一群馬蜂蜇著似的嚇得臉色蒼白，心跳如鼓。她能不害怕嗎？張萬鈞是一家之主，也是她和兒女們的依靠。張萬鈞要是真的出了事兒，他自己不僅要被繩之以法，他們這個家也會被擊垮了。但是，當井樹庚看到下班回來的張萬鈞像個沒事人兒似的，便極力掩飾住心裏的惶恐和不安。她雖說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會幹出違法亂紀的勾當，可是又覺得既然被市檢二分院列為“大案要案”，就說明不會是空穴來風和毫無根據。眼下，雖然還不知道舉報人是誰，可是不管是誰，他們能完全昧著良心，成心栽贓陷害張萬鈞嗎？過去沒聽張萬鈞說得罪過誰，與誰結下了誓不兩立的深仇大恨呀？井樹庚覺得，自己跟張萬鈞生活大半輩子了，對他的脾氣秉性是摸得透透的。張萬鈞無論是在單位還是在家，都是一個工作狂，說句不好聽的話，除了他在工作上能算是優秀分子，論生活，論交際，都隻能算個及格，甚至在有的方麵還屬於不及格。比如，他幹起工作來活活像一個拚命三郎，並且是精益求精，好上要加好，可是他往往要求他的屬下也要像他一樣，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並且要公而忘私，不要計較個人得失。這可能麼？常言道：十個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人和人的覺悟能都一樣嗎？這樣一來，他對人對事就常常難免失之過嚴，要求過高，就會自覺不自覺地得罪一些人。
本來，井樹庚是想明著問問張萬鈞市檢二分院為什麼要審查他，可是她見張萬鈞回到家守口如瓶，隻字不提市檢二分院審查他的事兒，明白他是不想告訴她，是怕給她增加思想負擔。可他忘了，哪有不透風的牆呢？這種大事兒，能不有人告訴我麼？因此，井樹庚感到問也不是，不問也不是，心裏真像是十五隻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你怎麼還不睡？”張萬鈞發現井樹庚不像以往睡覺那樣安穩，立刻意識到了什麼似地問道。
“大概是白天喝了點茶，有點失眠。”井樹庚回答得有些支吾。
“你大概是聽到什麼了吧？”張萬鈞從井樹庚的回答中聽出她一定知道了市檢二分院審查公司帳目的事兒。
“你既然知道了還問我？”井樹庚的回答裏帶有傷感和責怪。
“現在事情還沒有任何眉目，我擔心告訴你叫你揪著心，何必呢？”張萬鈞解釋道。
井樹庚一聽愈發有些不高興：“你把我當成你什麼人啦？”
張萬鈞進一步解釋道：“正因為我知道你是我的什麼人，才不願叫你承擔沒有必要承擔的負擔。”
井樹庚聞聽坐起來，盡管屋裏光線很暗，看不清張萬鈞的麵目，還是瞪大眼睛，直直地盯著他，擔心地問：“萬鈞，你實話告訴我，你不會有問題吧？”
張萬鈞聞聽也坐起來，有些氣憤地說道：“哎，我有沒有問題，別人不知道，你還不知道？我毎月該發多少錢，我又給了你多少，你該門兒清吧？你也知道，我從來沒有私房錢。再說，我一不包‘二奶’，二不養‘小秘’，生就的就沒有花花腸子，你說，我會有什麼問題？我又能有什麼問題？”井樹庚聽完不禁又問：“我知道你不會有問題，可是我又想不通，為什麼有人要誣陷你呢？”
張萬鈞苦澀地搖搖頭：“你問我，我又去問誰呢？這個問題，不要說你想不通，我也怎麼想也想不明白！”
“你回憶回憶，過去你都得罪誰啦？”井樹庚提示地問張萬鈞。
張萬鈞若有所思地答：“要問我過去成心得罪過誰，平心而論，應該講一個都沒有。但是話又說回來了，要是從我這個當經理的管理的角度講，或者從公司發展的角度講，過去我確實曾批評過一些人，甚至對違法亂紀和玩忽職守者，以至於對搞不正之風和中飽私囊者，不但批評過，有的還按照組織原則和規章製度進行過處理。不過，我批評誰也好，處理誰也罷，都沒有摻雜個人什麼恩怨，也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為了公司的建設。你說，要是為了怕因為管理而得罪人，那就必須像毛主席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所講的，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不過。用我們的話講，當個睜眼瞎子，管它什麼違法呀亂紀呀什麼的，一律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你說，要是這樣做，我還叫共產黨員嗎？我還是共產黨的幹部嗎？”
井樹庚見張萬鈞越說越衝動，急忙勸解地：“你說的這些，都對。可是，如今的社會風氣與過去不一樣了，還有幾個當頭頭的像你那樣對工作那麼較真兒？萬鈞，既然你覺得自己問心無愧，不管檢察院向你提出什麼問題，你可要冷靜呀！千萬不要跟檢察院的同誌發生衝突，還盡可能地配合檢察院把自己的情況說清楚。啊？你這次一定要聽我一次勸，記住了嗎？”
張萬鈞知道這是妻子擔心他血氣方剛，到時候給檢察院頂起牛來，或者因為經受不住委屈氣出個好歹，便告慰地對井樹庚說：“放心吧，我又不是毛頭小夥子了，不會意氣用事的，睡吧！”
井樹庚仍不放心地再次叮囑：“萬鈞，你可記住，你是有兒有女有妻子的人，你要有個好歹，叫我和張宏和張姬怎麼活呀！”
張萬鈞聽了妻子的話鼻子一酸，連忙控製感情地說：“放心吧，我會記住的。”
市檢二分院接到張萬鈞派人送來的園林綠化公司1993年帳目的第二天，便通知張萬鈞到市檢察院來一趟。
“好，我這就去。”已經做好充分思想準備的張萬鈞放下電話，立刻驅車前住。
張萬鈞一到市檢二分院，立刻從接待他的檢察人員的表情上感到一種威嚴和震懾。
這些檢察官的“開場白”完全是屬於職業性的。諸如“人民檢察院是為人民的”，“我們的工作原則是重事實，重證據”，“決不冤枉一個好人，也決不會放過一個壞人”雲雲。
無疑，張萬鈞也受到了這種“開場白”的“禮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