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白”過後,接下來便是“書歸正傳”了。

“張經理,根據群眾舉報,你在1993年私自挪用公款,將園林綠化公司的100萬元工程款借給了一個名叫楊慧敏的女人的丈夫做買賣去了。經查,你們公司1993年的帳目,果然有一張100萬元的借據。你說一說,是不是確有其事?”

張萬鈞一聽,先是一驚,轉而氣攻頭頂,血脈賁張,渾身的每一個汗毛孔都好像往外噴火,額頭上暴起鼓溜溜的青筋,兩隻手不由自主地攥成拳頭,手指上的骨節“嘎巴”、“嘎巴”作響。他那氣憤的神態,要是倒退20年,一定會拍案而起,雷霆大怒。可是如今,隨著年齡和涉世的增加,已經變得老成許多的他,隻是激憤地呼出了一句話:“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說什麼?”檢察官聞聽不禁一驚,忙問。

“我是說,這是滑天下之大稽!”張萬鈞又重複了一遍。

“你指的是什麼?”檢察官虎著臉問。

鎮靜了一下心情的張萬鈞克製著憤怒,以緩慢的語調述說道,在1993年的園林綠化公司的帳目中,確有一張100萬元人民幣的票據。不過,有兩點至關重要的問題需要首先澄清:第一點,那個名叫楊慧敏的人不是女的,是男的。如果你們不信,可以馬上把他叫來,一看便一目了然;第二點,那100萬元人民幣,不是借給楊慧敏的丈夫去做買賣,而是就借給了楊慧敏。楊慧敏是開發區天地公司的總經理,這個公司主要經營土壤方麵的生意,楊慧敏借款的目的,是用於對天津堿廠那三座堿渣山的開發與利用。

“噢——?”在場的檢察官聽到這裏,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驚歎,盡管聲音在極力壓抑著,但在凝重的氣氛中卻不亞於一聲落地雷。

張萬鈞接著進一步指出:“為了開發區鹽灘綠化的可持續發展,我本人正在搞新土源的開發研製。在研製的新土源中,其中一個主要成分就是天津堿廠的廢棄物堿渣。因此,我們支持天地公司對堿渣山的開發與利用,與我搞新土源的研製是相輔相成的。請問,我這樣講不知能不能解釋清楚?”

張萬鈞說著理智地向檢察官問道,那落在檢察官臉上的目光也充滿著征詢。

“行,你就這樣說吧。”檢察官點頭允諾。

“那我就再說明一點,即關於我們借款給天地公司的‘老總’楊慧敏,不是我向楊慧敏自作多情,而首先是天津市‘建委’的領導朱鍔找我,接著是原天津市副市長王恩恵同誌也找我,他們都希望我們支持一下堿渣山開發和治理這個項目,說什麼這是關係到天地公司、天津堿廠乃至整個天津市的利益問題,要我從整個環保的大局利益出發。況且,我也把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報告給我們開發區總公司的領導了。領導上並沒有講借款有什麼不對!”

“還有什麼情況?”

“還需要說明的是,我在借給天地公司100萬的時候,簽定了一個合同。在這個合同中,明確我們借給他們的100萬,將作為提前購買堿渣的預付款;同時還明確,在以後購買堿渣土時,給我們隻折算當時堿渣土實際價格的80%的錢。比如,幾年後一噸堿渣土的價格為20元,我們隻付16元,一噸就省4元。作為一個企業,這樣做是上算的。你們想一想,用什麼辦法存款,利息能達到20%呢?一方麵我們支持了堿渣山的治理與開發,有利於天津市的生態建設,一方麵又為我們公司在購買堿渣土時節省了大批開支,這豈不是兩全齊美的好事兒,何樂而不為呢?”

檢察官們聽張萬鈞說完,覺得張萬鈞介紹的實情與“群眾舉報”中說的情況大相徑庭。如果認為張萬鈞說的有詐,可聽起來又有根有據,言之鑿鑿,不像編排撒謊,自圓其說。那麼,如果認定張萬鈞說的是實情,他借給天地公司經理楊慧敏的100萬,既報告了領導,又是用於堿渣山的開發與治理,並且還有嚴格的合同,同時也是一種企業行為,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而出入更大的問題是,“群眾舉報”中將楊慧敏說成是女的,而張萬鈞卻說楊慧敏是男的,這豈不如同戲劇“拉郎配”,張冠李戴,貽笑大方!此時,檢察官們想笑又不便笑,於是便說:“張經理,這個情況我們就先談到這裏,至於這些情況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下來還要進行調查核實,你看怎麼樣?”

張萬鈞見檢察官們的口氣變得溫和多了,馬上表示:“你們在調查中要是需要我進一步提供什麼,我會積極配合。”

“好。”檢察官們滿意地一點頭。

“還需要我回答什麼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你說明一下。”

“可以。”

“你是不是同年還買了幾輛汽車?”

“是,買過。”

“在哪裏買的?又是通過誰買的?”

“在美國買的。是通過我在美國的侄子買的。”

“一共幾輛?”

“四輛。”

“都是什麼車?”

“一輛是我現在坐的那輛紅色的馬自達,現在就在你們檢察院門外停著呢,另外三輛都是帶鬥的貨車。”

“總共花了多少錢?”

“在美國買的時候,一共花了48500美元!如果折合人民幣,應該是40萬元。可是我們加上入關以後連辦理手續和加上交納附加稅什麼的,才總共花了不到19萬元人民幣。”

“怎麼價錢這麼便宜?”

“要不怎麼會叫我侄子幫助購買呢?他當時搞了個指標,又趕上免稅。還有一個原因,當時園林綠化公司的經費少得可憐,上級每年給撥的綠化款還不及現在的十分之一。可是,公司的綠化又急需用車,於是我才想了這麼個不是辦法的辦法。”

“可是,在你們的帳目上,為什麼隻有兩輛車的票據?”

“會有這種事兒?”張萬鈞一聽有點不相信。

“沒有這種事兒,我們還能無中生有不成?”

隨著檢察官的語氣,室裏的氣氛又陡地嚴肅起來。

“這不可能,因為我們國家有規定,沒有票據的汽車是不給上牌照的。這四輛汽車,哪輛都有牌照,怎麼可能其中的兩輛沒有票據呢?”

“你說有,可帳目中卻沒有,難道票據還會長翅膀飛了?”

“到底票據是怎麼回事兒,我可不太清楚。我雖然是公司的經理,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但我總不可能天天到會計那裏去數票據吧?這應該找那時候的會計問一問,因為這是屬於她的工作職權範圍!你們找她了麼?”

檢察官沒有正麵回答張萬鈞的問話,而是強調他的責任:“管理票據雖是會計的事兒,可是會計落帳時不會不經過你這個當經理的批準吧?當時簽字時,你莫非連一眼都不看?”

“時間這麼久了,我可真記不起來了。”張萬鈞在與檢察官的談話間發覺,他們在有意回避提到當時的公司會計,聯想到他們正在調查的問題,好像看出了一些什麼名堂,便思索有頃,立刻說,“這樣吧,我馬上給我在美國的侄子打個電話,電話要通以後,你們直接問他,他可能比我記得清楚,因為這件事情,由他具體幫助辦理的。”

檢察官們一想,這倒是個快捷的辦法,這樣可以直接當麵鑼對麵鼓地問一問張萬鈞的侄子。再有,張萬鈞事先並不知道我們要追查這個問題,他不可能與他的侄子事先統一口徑和搞“攻守同盟”。所以,他們便同意了張萬鈞的建議。

現代化的通訊技術的確把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頓覺拉近了。

工夫不大,張萬鈞便要通了他那遠在大洋彼岸的侄子的電話。他以簡單得再也不能簡單的話語告訴他侄子,關於幾年前購買汽車的事情,現在有關部門想了解一下具體情況,要他把當時怎麼辦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說罷,將電話交給了檢察官。

張萬鈞的侄子在電話中聽明白了檢察官要弄清楚的問題,立刻告訴他們,他手裏還保存著當年購買四輛汽車的其中一聯票據,並當即用傳真機將票據直接傳到了檢察官們的手裏。

檢察官們收到票據傳真件仔細一看,票據上果然明確寫著購買的是四輛汽車,總價值與張萬鈞講的分文不差。

“張經理,今天我們先談到這裏吧,以後另有什麼情況,我們再跟你聯係。”檢察官們見從對張萬鈞的審査中沒有發現任何破綻,便先鳴鑼收兵。

“那我就隨時恭候。”張萬鈞與檢察官們握罷手,轉身離去。

這時的張萬鈞,從理智的角度講,他知道這些檢察官們的確是在例行公務。人民檢察官的使命就是以法律為準繩,查處黨內的腐敗分子和違紀分子,純潔黨的隊伍,使黨員幹部廉潔自律,以維護黨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他們根據有些人對自己的舉報,核查清楚有關問題,正是他們的職責使然。常言道,吃哪家飯幹哪家活,賣什麼得吆喝什麼。可是,要是從感情方麵說,他又感到與這些檢察官情同水火。因為,這些檢察官根據所謂的“群眾舉報”,已經將自己列為“大案要案”,作為“大老虎”來抓。他們把自己抓住得越快,越證明他們精明強幹,戰功卓著。可是自己呢,一定要極力證明自己的清白和無辜。所以,自己與檢察官之間,在問題沒有徹底弄清楚之前,絕不可能搞調合,也不可能和稀泥,隻能是經緯分明,分清是非。所以,張萬鈞在接受這些檢察官對自己的審查中,理智與感情無時不在發生著激烈的衝突碰撞與鬥爭。不過,張萬鈞在理智與感情的角逐中,還能夠用理智化解感情。故而,他能以巨大的克製力,以相對冷靜的心態,回答檢察官們的提問。但是,如果說他在與檢察官的“對壘”中,一點都不帶感情色彩,那反倒是麻木不仁,屬於不正常了。這畢竟是關係到他的前途、命運和身家性命呀!

不久,張萬鈞聽楊慧敏說,他給檢察院的人講,張萬鈞這個人,整個是一介書生,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搞學問上了。本來,我們公司是搞堿渣土的利用和開發的,他借給我們100萬元,完全是對我們公司的支持,可是我多次請張萬鈞吃飯,以表謝意,他每次都一口回絕。不是講他實在沒工夫到外麵吃飯,就是說搞堿渣土的治理與開發也是他們園林綠化公司份內的事兒。你們看,連請他吃頓飯他都不肯,他還能搞別的什麼邪的歪的嗎?

沒過幾天,那幾個檢察官在知道楊慧敏是個男人的基礎上,又查清1993年張萬鈞通過他侄子在美國廉價購買的四輛汽車的票據,是原來的會計在落帳時把其中購買兩輛汽車的票據錯放到別的項目中了。這樣,就以鐵的事實證明張萬鈞並沒有將其中的兩輛汽車來個混水摸魚,攫為己有。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群眾舉報”的張萬鈞的所謂重大經濟問題,應該是水落石出,一清二白了。

可是,市檢察院對張萬鈞究竟有沒有問題,一直沒有個明確的說法。

因此,張萬鈞的問題拖得時間越長,越引起方方麵麵人士的關注。

天津市知識分子領導小組曾找到市檢二分院,提出對張萬鈞的審查不易久拖不決。因為,張萬鈞的鹽灘綠化成就非凡,不僅在國內園林綠化界聲名遐邇,在國外業內也享有很高的聲譽。對他的審查,在本著實事求是的前提下,能盡快幫他解脫就盡快幫他解脫。何況,經審查,他又沒有問題呢!從速給他正名,不僅能夠使他全身心地投入鹽灘綠化事業,而且對於宣傳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愛護也將產生很大的影響。

市檢二分院講,對張萬鈞的審查是會盡快有個結果的。

誰知,國慶節後第七天,兩個檢察官又突然找到張萬鈞,嚴肅地向他提出一個問題,即園林綠化公司有沒有“小金庫”?

“沒有。”張萬鈞的回答斬釘截鐵。

“張經理,不要把話說得那麼絕對吧,你還是好好想想的為好。”從檢察官的語氣中看出,他們顯然認為張萬鈞是在撒謊。因為,“小金庫”問題,幾乎是在全國企事業單位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個人還有“私房錢”呢,何況一個單位?単位有“小金庫”,一則可以避稅;二則可以多給職工發點獎金;三則領導幹部請個客呀送個禮呀什麼的,可以不人帳,花起錢來方便;四則有的頭頭為自己貪汙腐化開了方便之門。因此,“小金庫”是滋生腐敗的溫床,是麻醉公職人員的鴉片,也是隱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一顆毒瘤。正因為“小金庫”如人們所形容的是塊“臭豆腐”,聞著臭而吃著香,所以才屢禁不止,屢查不滅。眼下,“群眾舉報”中非常具體地點明了張萬鈞手裏握有“小金庫”情況,可張萬鈞卻敢於挺著胸脯說“沒有”,能讓這些見多識廣的檢察官們相信麼?

“不用好好想,沒有就是沒有。”張萬鈞這次的回答較之上一次更是幹巴利落脆。

“果然真的沒有?”檢察官的這次問話,顯然是以鄭告取代了勸告。

“果然真的沒有!”張萬鈞的回答將檢察官話語中的問號立刻變成了驚歎號,以表示堅定不移。

“張經理,我再說一遍,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你們還是有‘小金庫’的,你可要好好想想,不然,性質可是不一樣的!”

“謝謝您的提醒。不過,我也再說一遍,沒有就是沒有。你們要硬是認為有,那就請你們查一查吧。至於最後問題的性質如何,恐怕答案要等到我們究竟有沒有‘小金庫’以後。”

在外間屋工作的現任會計一聽張萬鈞與檢察官的談話有點“僵”,一看表,已經到了吃午飯的時間了,她又知道張萬鈞身體不太好,便向檢察官建議下午再接著談。

下午,檢察官再與張萬鈞談話時,問話的方式有了一些改變。

“張經理,是這麼回事兒,據原來的會計交代,她退休時,將二萬多元人民幣沒有交給接替她的會計,而是單獨交給你了,有沒有這麼一回事兒,嗯?”

張萬鈞沉吟了一下,馬上回答:“有。”

“那現在這筆錢到哪裏去啦?”

“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得讓我想想。”張萬鈞凝思了一會兒,告訴檢察官,這件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在那個會計退休時,她找到張萬鈞,要將一個存款單直接交給他。張萬鈞接過來一看,見一共是二萬多元,並且在存折上的戶名一欄內填的是張萬鈞的名子。他立刻不高興地問這筆錢是公款還是私款?要是公款為什麼以他個人的名義存起來?那個會計告訴張萬鈞:“這筆款是外單位交給公司的工程款,您讓我作為獎金發給一線職工,我沒發,就以您的名字存了起來,以備後用。”她接著申明,這筆款,除了她一個人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曉得。張萬鈞聽後,嚴肅地批評她這樣做是違背財務製度的,並責令她在與新會計做財務交接時,如數交給新會計。可是,這個會計硬說她與新會計有過節,就是不肯直接交給新會計。張萬鈞隻好答應,他先接下來,然後再轉給新會計。張萬鈞接過這二萬元存款單後,第二天就轉交給了新會計,並告訴新會計馬上與有關部門做出一個分配方案,立刻作為獎金發給奮鬥在園林綠化第一線的廣大員工。

“是不是真的發給員工們了?”檢察官聽罷,進一步問。

“發了。我記得是經理辦公室同財務一起做的分配方案。”

“這個分配方案現在在哪裏?”

“這樣吧。”張萬鈞說,“俗話說得好,嘴說千遍,不如親眼一見。還是用事實講話最有說服力。我建議你們今天不是來了兩個人嘛,一個人留下來繼續跟我談,另一個人跟著我們經理辦公室的人到財務那裏,要過那個獎金分配方案看一看,是不是跟我說的一樣,不就清清楚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