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從水庫邊上的盟五七幹校回到赤峰時，家——有小院的紅磚平房——窗與門都交叉釘著劈柴板子。院裏長草，一根草孤獨地長到窗台那麼高。
那時在初夏。
父親打不開院子的鏽鎖，生氣搖晃。門嘩地倒了，我們踩著門進了院子。院子的柵欄是用巴掌寬的劈柴隔巴掌寬的距離埋在地裏的，高約一米。劈柴是落葉鬆的外皮，一麵紅鱗，另一麵白茬，像切開的蘿卜那樣好看。
進了院兒，他們（爸、媽和姐姐）目睹衰微，似有悲楚。如果他們熟讀六朝詩文，就應吟司馬恒溫詩：
昔年種柳，依依江南。
今看搖落，淒愴江潭。
但我爸沒吟（他也不會吟），皺著眉說：“看看，咋整的？”母親臉上浮著安詳，畢竟回家了。我姐急著往屋裏跑，鼻梁撞在劈柴上，頓時出血。後來她鼻梁高了。
我很高興，是見到了這些草。我家院子裏從來沒長過草。田園將蕪，亦是一道風景。我可以蹲在牆跟，瞅著這些草曬太陽了。
全家下放時，一些什物送給了山東人車大爺，他是武術家與高級皮匠。另一些東西給了鄰居老門頭。老門頭是轉業軍人，在糧食局看門，門姓。我爸把門窗釘上，是怕好事者進去偷東西，其實家裏沒東西。細軟由我媽檢點一包，帶到幹校。賊進屋後，難道把糊在牆上的《解放軍報》揭去麼？文革時，少有入室盜竊。人家進你這破屋反倒害怕呢。
一連幾日，我都拎那隻藍漆的小板凳在院裏坐著。身後紅磚牆由灰水泥勾縫，孔隙間會有螞蟻鑽出，張望一下前行。我揣測螞蟻頭朝下爬行，是否頭暈，它們沒血壓，因而不暈。有了草，金龜子、白而胖的潮蟲，都在我麵前忙碌。我不打擾它們，因為在我來此之前，它們已盤桓一年。當然更早些時候，領土是我的。如果我對哪樣生物不滿，譬如一隻黑色帶白斑的甲蟲，頭上天線樣觸須分揚。我討厭它，其體形比瓢蟲大，比屎克郎小，不倫不類。但我不去上前踩死它，啐一口唾沫，它便倉皇。我景仰昆蟲如蜜蜂，如旦旦勾，如螳螂。我尤心儀螳螂王者的氣度，希望它率天下眾蟲演藝。
我的敵人不在這裏，惟一的勁敵是老門家的公雞。下放前，我與它鏖戰不斷，如現在的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一樣。仗打多了，就失去了原本的是非，打就是了。這雞灰羽帶白花，俗稱“蘆花”，美名給它全然糟踐了。下午四點多，它常站在我與門家相隔的柵欄上等候，放下自己的母雞不管，占領製高點，見其狡猾，很合孫子兵法。我放學進門後，它會張翅撲來，那種翅膀、爪子和尖喙的一並襲擊，令我非常不快。一次，左耳垂競被它弄豁。當然我也和這衝進懷裏的寶貝搏鬥，其結果是劉震雲所說“一地雞毛”。鄰居為此也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