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論者穆勒曾說過，幼稚工業保護論是保護貿易可以成立的唯一理由，從此這個理論在貿易理論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它不但是現代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貿易的中心問題，而且也是發達國家保護增長產業的重要理論支柱。
需要注意：保護貿易與自由貿易曆來就是國際貿易領域裏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在自由貿易成為當今世界主流的情況下。我們也應當看到，自由貿易存在許多負麵效應。對於競爭力不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自由貿易往往對本國產業造成衝擊，一些新興的工業往往會被外國產品“扼殺在繈褓中”，甚至根本就沒有產生的可能。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便也難以升級。但是，保護有“保護先進”與“保護落後”之分，即使保護幼稚產業，也應是有條件和有期限的。
“相關鏈接”幼稚產業的保護——“靜態和動態國際分工論”的爭論
“貿易立國”戰略思想的確立，對整個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過程產生了深遠意義的影響。但是在該發展方針確立以後，關於如何在參與國際分工、以貿易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該爭論的實質是日本怎樣參與國際分工的問題。因為在西方傳統的國際分工理論中自然條件的優劣對一國國際分工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強的製約作用，根據這一理論，在戰後日本的社會經濟條件、自然資源情況及生產要素稟賦狀況下，日本隻能走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然而，日本卻並沒有被西方傳統的國際分工理論所束縛，實際上卻選擇了規模經濟利益大、吸收就業人口能力強的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學工業化道路，並對鋼鐵、石油化工、汽車等當時的幼稚產業進行了一係列的保護。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當時如何看待汽車工業在未來產業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問題，有兩種不同的意見。這兩種意見分別代表了“靜態的國際分工論”和“動態的國際分工論”的爭論觀點。
“靜態的國際分工論”和“動態的國際分工論”的爭論主要在官方的運輸省和通產省之間展開的一場政策性爭論。進入50年代後，以朝鮮戰爭為契機，日本產業的設備投資與技術革新活躍起來，日本經濟得到迅速恢複。1952年舊金山對日媾和條約生效，結束了美軍占領時期，作為對日占領政策的一環而實施的限製進口外國汽車的措施被取消，外國汽車大量進入日本市場，這對當時極度缺乏競爭能力的日本汽車工業形成了巨大的衝擊。特別是歐洲的小汽車即便對其征收40%的進口關稅，其價格仍低於日本的國產小汽車。有鑒於此，運輸省和通產省之間就是否需要保護和發展日本的汽車工業展開了爭論。
“靜態的國際分工論”的代表人物是當時日本銀行總裁——萬田尚登和運輸省的官員。他們認為，日本應該走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化道路，以發展輕工業為主，而不是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學工業。鋼鐵、汽車等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的工業產品可以依靠進口來滿足國內的需求。
“動態的國際分工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通產省的官員。他們主張在日本的汽車工業相對於歐美汽車工業的發展還處於相對弱小的階段時，應通過實行關稅保護等一係列措施扶植本國汽車工業的發展，以增強汽車工業的競爭力。通產省指出：“汽車工業的高度發展，與機械工業，進而和整個產業的高度發展直接相關。所以，今後應致力於堅持不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培養國際競爭力，使我國汽車工業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以期對國民經濟的高度發展作出貢獻。”
爭論的結果是，盡管50年代日本生產汽車的成本無法與美國相競爭，但是日本政府最終還是決定采取一係列政策措施積極扶植汽車工業的發展。在日本政府的保護和扶植下，日本創造了出口汽車的比較優勢，且迅速成為汽車的出口大國，為其經濟的外向發展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