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必良
中央電視台評選的“2001中國經濟年度十大人物”頒獎詞，可以說對吳先生的評價是再恰當不過了：“他是一位無私的、具有深刻憂患意識的社會賢達，一個純粹的人，一個特立獨行的智者，一個把中國老百姓的疾苦當做自己疾苦的經濟學家，一個睿智和良知兼備的中國學者。他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貴品質，是年過七旬仍然能堅持童真直率的經濟學家。”
有人曾這樣形象地描繪吳敬璉：“他的嘴對著國家領導人的耳朵，但他的雙腳卻牢牢地站在老百姓中間；他大半輩子是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度過的，但滿腦子是市場經濟的思想。”
由山西經濟出版社日前出版的《吳敬璉自選集（1980—2003）》，既是對這位著名經濟學家良知和睿智的真實記錄，也是這位被稱為“中國改革理論先驅”用良知和睿智對中國改革曆程的真實記錄。
本書收錄了吳先生1980～2003年24年中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共59篇，包括9個部分：市場化改革的基本理論、改革戰略和方案設計、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管理、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革、金融體係的改革和發展、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論社會政治問題以及思想文論。
作為晚輩，盡管曾與吳先生相處過數十天，多少感受過他老人家的風範，但卻無力評價其深厚而廣博的學術思想，僅就《吳敬璉自選集（1980—2003）》前麵5個部分文章的主要內容做些提要性的介紹。
一、市場化改革的基本理論
這一部分收錄了6篇文章。
第一篇《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1991年），集中討論了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源配置方式的傳統理解及其現代發展，總結了“行政（計劃）配置論”、“市場配置論”之間的分歧及爭論的現實意義，深刻描述了“市場整合解決法”。認為經過近10年的改革，中國的改革不可能回到集中計劃體製，麵對已經變化了的經濟環境，根本無法用指令性計劃體製或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體製有效地加以管理，所以主張推行市場取向改革（包括價格改革、企業改革、流通體製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外貿改革、社會保障體製改革等），把已經被切割得十分零碎、價格信號又嚴重扭曲的市場，比較快地整合為競爭性的國內大市場，在此基礎上加強國家的宏觀管理和行政指導，靠平等競爭來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增強活力，改善結構，提高效率。
第二篇《建議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1992年）是作者在中共十四大前提交給江澤民總書記的建議書。此文可以看做上一篇文章的濃縮與提升。作者在簡要回顧10多年來關於計劃與市場的爭論後，明確闡述了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法的建議。
第三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1992年）節選於作者1993年出版的《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一書。它從交易費用經濟學的角度說明了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必然性。
第四篇《把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關於社會主義的再定義問題》（1997年）是作者提交給江澤民總書記和朱鎔基總理的一份意見書，目的是為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的寫作提出建議。文中指出：①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我國改革的重點和難點集中在國有經濟的改革方麵，認為加快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已經成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症結。②一個國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並不是由國有經濟所占份額的多寡決定的，認為貫徹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特征規定為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市場經濟。③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建立在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④增加國有經濟的比重，並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社會的鞏固。它既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證政權的鞏固。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不是一種權宜性政策，也不隻適用於生產力還不發達的經濟條件，而應該是長期的戰略方針。
第五篇《從計劃到市場——20年經濟改革的艱辛曲折》（1999年）。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線索是實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作者回顧了近20年曆程中，關於改革經濟模式的早期探索、理論上的回顧和實踐中的進展、理論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1984年中央第一次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取向的大論戰（1988—1991年），以及對建立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確定。
第六篇《全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2001年）是作者向江澤民總書記主持召開的理論座談會提交的書麵發言。主張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係統化，據此推進各方麵進一步的改革。文章特別強調了3個理論觀點：①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②它是追求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③它是法治的市場經濟。
二、改革戰略和方案設計
此部分收錄了10篇文章。
第一篇《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1980年）深入研究了經濟體製與經濟結構、體製改革和結構調整之間的關係。指出體製弊病是造成結構缺陷的一個重要原因，必須通過體製改革促進國民經濟調整。
第二至四篇分別是《轉向全麵改革的時機》（1982年）、《單項改革，還是配套改革》（1985年）、《以改善宏觀控製為目標，進行三個基本環節的配套》（1986年），依次指出：國民經濟的調整必須從單純的行政性調整轉向用經濟改革來促進，表明了在當時的背景條件下加快經濟體製改革的步伐並進入全麵改革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強調經濟體製的改革僅僅依靠“簡政放權”的單項改革來搞活企業是不可能的，主張必須進行3個方麵的配套改革：一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二是競爭性的市場，三是以間接調節為主的宏觀調控體係。並就3個環節的配套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改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