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發展中小企業》（1999年）是本書討論中小企業問題最為係統的文章。文章認為發展中小企業具有深遠意義，它遠不止解決下崗職工分流問題，而是支持整個產業發展的基礎，對於保持經濟活力、提高效益、促進創造發明、增強競爭力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重點強調從3個方麵創建適合中小企業發展的環境：一是克服片麵追求企業規模、輕視中小企業的觀點；二是消除對非公有製中小企業的政治歧視；三是改善中小企業經營的經濟環境（包括改善企業的融資環境、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改進對中小企業的服務）。
第六篇《解決“三農”問題的中心環節》（2001年）是向江澤民總書記主持召開的討論“三農”問題的座談會提交的書麵講話稿。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源在於農村人口過多，資源匱乏，指出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是實現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必備前提。並就通過發展中小企業來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若幹配套措施。其中，主張將一定時限內的土地承包製度改為農民擁有永久的土地使用權的產權製度，具有重要的創新價值。
第七篇《建設民間商會》闡明了民間商會對於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分析了商會的性質和定位，認為商會就是代表企業家總體利益的自治組織，強調了法人治理對商會建設的重要性。
五、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革
此部分收錄了5篇文章。
第一篇《關於公司化》（1993年）對於什麼是公司製度、應當如何建立公司製度以及工作的重點等問題進行了闡述。文章特別強調了公司治理結構在公司化中的核心作用，闡明了公司化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篇《改進黨組織在企業中的工作方式》針對國有企業改革對黨組織提出的新要求，對如何界定黨組織在企業中的地位與作用進行了分析，主張要充分發揮黨組織在企業中的保證監督作用。
第三篇《我國大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和改善的途徑》（2000年）在評述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類型的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國有企業改製所建立的公司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的改善途徑。
第四篇《關於企業組織的“多級法人製”》（2001年）認為“多級法人製”是一種弊多利少的製度安排。文章在分析比較企業層級製組織的3種基本形式的基礎上，重點解析了M型公司內部財務控製的組織形式，從而揭示了“多級法人製”的製度缺陷。
第五篇《現代大型公司的經營戰略與組織結構》（2003年）針對如何提高大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闡述了企業經營戰略與組織結構選擇的基本經驗，分別介紹了錢德勒和威廉姆森對企業組織結構所做的理論貢獻，並基於“不完全合同”理論闡明了企業總部所應該具備的功能。文章隱含的一個重要命題是：企業戰略組織結構選擇的關鍵是產權安排問題，並受到曆史文化背景和現實環境的約束。
六、其他
第六部分“金融體係的改革和發展”收錄了5篇文章。早在1993年，吳先生便針對我國證券市場過度投機、房地產奇熱等現象，告誡政府、企業：“大好經濟形勢麵前要好自為之，不要落入金融和‘金錢遊戲’的陷阱。”他十分清醒地指出，“泡沫經濟”對中國是災難性的。這裏的文章分別闡明了“泡沫經濟”的危害性，分析了在規範證券市場構架中政府的作用，強調了加強證券市場監管的必要性，並就作為中國金融改革重中之重的銀行改革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第七部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收錄了6篇文章。文章分別闡明了“製度重於技術”的重要觀點，批評了股市泡沫有利於高技術產業發展的論調，強調發展高技術產業，必須為人力資本創造性的發揮建立起必要的組織製度和其他社會文化條件。此外還討論了“矽穀”、信息化與電子政務等問題。
第八部分“論社會政治問題”收錄了6篇文章。分別討論了尋租、腐敗、政府職能與政府體製改革等問題。提出要建設一個公開、透明和可問責的服務型政府。
第九部分“思想文論”收錄了5篇文章。這些文章或以紀念的方式，或以致辭演講的形式，表達了作者為人為學的價值取向、偏好及情懷，從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七、結束語
我們知道，吳先生是一位敢於直言又備受爭議的學者。然而多數爭議過後，事實證明吳先生是正確的，這更凸現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尊嚴，作為經濟學家經邦濟國的職守，顯示出不同凡響的人格魅力與震撼力量。這裏我們摘錄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的兩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對過去的經曆進行反思的時候，我就曾下決心吸取自己以前的由於“唯上”、“唯書”竟至違背科學良知的教訓：一方麵要從善如流，知錯即改；另一方麵，當還沒有證明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時候，也不因“上”麵講過或“書”上講過或者某種流行的觀點的壓力而輕易改變。所以我總是本著這種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張。哪怕它不被認可和接受，也決不輕易放棄。
——我認為，經濟學家的職業身份和寫作方式並不是對他的社會作用做出評價的尺度，隻要堅持作為知識分子天生具有的獨立立場和批評態度，無論身在“體製內”還是“體製外”，表達形式是學術論文還是政策建議，都能夠對推動社會進步起一份作用。身處多元化的社會，應該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魄。
（原載《南方經濟》，2004年第6期。
作者單位是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