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證明，這一通知對農業生產責任製在全國範圍內的推行和完善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因而在農村家喻戶曉，深入人心，被廣大農民和幹部親切地稱之為“75號文件”，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杜老在這次發言中所表現出來的求真務實、緊抓要害、觀點明確、要言不煩的風格，體現了他全部文稿的本色。
三、第三個特點是它的網絡性
作者從來不是孤立地、靜止地看待問題，而總是把它放到縱的發展和橫的聯係中，進行多方位、多層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以農業為例，他是把它放在小農經濟幾千年的曲折迂回中，放在合作化幾十年的跌宕起伏中加以考察研究的，是把它放在整個國民經濟的大背景中，放在工業化、城市化進展過程中，放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是把農村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穩定聯係起來，把農村的經濟體製改革和民主法製建設聯係起來加以考察和研究的。他在探討農業生產責任製的時候，不僅考慮到不同地區的種種不同情況，不同層次的人們的種種不同反應，還考慮到了可以采取的種種不同方式和步驟，可能產生的種種不同影響和利弊；他不僅研究體製改革本身，還要研究與此相關的或接踵而來的種種問題，例如商品生產問題。
他在1981年5月所寫的《發展農村商品經濟》一文中寫道：“搞了生產責任製，必將大大促進農村的商品生產”，而“隻有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改變為商品經濟，才能使生產力得到發展”，“發展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才能提高農民的收入，提高購買力，也才能提高農民的文化、智力水平、知識水平，使現代的科學文化，通過商品流轉，輸入農村”。他指出：“發展商品經濟還有一個最大的必要性，就是安排剩餘勞動力”，“必須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農、工、商綜合經營，利用豐富的勞動資源，開發多種產品，為社會提供更多樣的商品”。為此，必須“著重研究農村二次產業、三次產業的發展，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當時阻礙商品生產發展的一個原因是流通渠道不暢，針對當時的特殊情況，他提出，“商品流通必須走上多渠道的道路。一條渠道不行。渠道多，才能促進生產，才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競爭”，“與此相聯係的還需要有新的價格體係，既能促進生產，又能調節生產”。
此外，如規模經營的問題，資源配置的問題，投融資渠道的問題，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勞動力向城市分流的問題，小城鎮的問題，科學、技術、信息服務的問題，農村大型的農田基本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問題，農村基層的民主和法製建設問題等，他都一一進行了探討和研究。正因為對問題進行了曆史的、比較的、互動的、立體的深入研究，才能作出切合實際的結論，才能為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
四、第四個特點是它的前瞻性
就像一位高手下棋，每走一步棋，都會考慮到第二步、第三步，乃至下麵的數十步。正如上文所說，早在實行生產責任製之初，他就已經在考慮商品流通、價格體係的問題，也就是市場問題，這時理論界的一些人士還正在為市場經濟究竟姓社姓資爭得麵紅耳赤。到了1982年，當商品的流通開始進入一個比較順暢的階段時，杜老在《家庭聯產承包製是農村合作經濟的新發展》一文中說：“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過程中，社會上必然出現生產諸要素的多向流動和多形式組合，這是合乎規律的現象，應因勢利導而不可人為地阻止或撮合。”這裏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完善市場機製的問題，提出了要素市場的問題。生產力要素市場包括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培育，是完善市場機製的關鍵性問題。
由於我國舊體製高度集中，改革開放的初期重在放權讓利，這個問題遲遲沒有得到解決。到了1996年，杜老再一次強調：“生產力諸要素的流動，是調節各門類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聚積與分配社會資源、優化生產組合的有效方式。開放金融市場將成為一個新的突破口。這是產品市場開放以後，必然相隨的步驟。”由金融市場的投融資體係，杜老又提出了股份製和證券市場的問題。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問道：“為什麼不能試辦股份製，結成一個實力更強的經營實體？”
當改革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解決“雙軌製”的問題就凸現出來。1988年，他在《積極發育市場體係》一文中說：“沒有競爭，顯示不出利益與風險、成功與失敗，各經濟當事人缺乏主動性。推動人們進取成功，衡量競爭的標準是什麼？現階段隻能是價值法則，隻有承認商品關係，才會遵從價值法則。體現價值法則的是價格體係。我們的價格是官定的，不是市場形成的。價格信號失真，不能表現資源的稀缺程度，這樣使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調節生產、優化生產結構的作用。”他指出：“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必將是現代化的商品經濟”，應該做到“經濟的流程更加貨幣化、信息化。資產交換都可以用證券形式在交易所進行。這對於調整產業結構就更加方便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普遍分離。如通過股份公司使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這對社會來說是一種進步”，“看來社會主義公有製也要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道路”。商品社會有大量的契約關係，通過契約形式相互協調彼此行為。“這種契約關係擴大成為製度規則，由政府實行宏觀控製，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物資手段影響產業結構和物價漲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