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透析經濟現實的有力探索——《經濟組織的製度邏輯》評介(1 / 2)

韓俊

所有社會政治問題都可以通過對經濟現實的解剖來尋找最終根源。理解這一現實比較恰當的切入點,莫過於對經濟活動的組織載體——經濟組織——進行透徹的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而在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社會,農民經濟組織尤其值得研究。所幸的是,作為現實基礎上的理論和理論透視下的現實,由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經濟組織的製度邏輯——一個理論框架及其對中國農民經濟組織的應用研究》,無疑以作者深邃的創見精致而清晰地刻畫了現實中的經濟生活。

該書是年輕的博士生導師羅必良教授的新著,也是作者承擔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研究結果。全書38萬餘字,除導論外,內容共分3篇13章。第一篇中作者通過提出所研究的問題和基礎概念,以兩章的篇幅界定了經濟組織及農民經濟組織研究的邏輯起點和曆史背景。第二篇是該書的核心部分,作者用5章的內容從理論上對經濟組織進行了深入的邏輯分析,“通過對經濟組織的性質與組織製度演進邏輯的把握,來解釋經濟組織的結構多樣性、功能差異、效率邊界與規模極限;並通過對經濟組織內在機製的解析,來認識經濟組織的集體行動邏輯,理解組織製度變遷的線索、方式及其經濟績效”。第三篇通過借助前文建立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思路,用6章的篇幅對中國農民的經濟組織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係統的應用研究,闡釋了農民經濟組織的動因與特殊性,闡明了不同經濟組織在效率上的相對優勢,考察了中國農業微觀經濟組織製度的演變曆程及其效率特征,探討了農民經濟組織規模的效率界定,解析了農民經濟組織內部的激勵機製設計問題,並在最後上升到政府、市場與農民經濟組織的關係層麵考察了各自的作用範圍與行為邊界。

一、研究方法上的綜合和突破

嚴謹、務實和創新的研究風格,使該書保持了前提假設—邏輯推演—經驗實證的科學研究路線,體現出作者“大膽設想、小心求證”的科學研究態度。研究方法上的特色體現在兩方麵,一是分析框架上的綜合與創新,二是對同一研究對象在同一邏輯主線上的多視角觀察。首先,該書在秉承新古典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傳統和均衡分析與邊際分析的基礎上,充分綜合了新製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產權和製度變遷分析方法,並吸收公共選擇理論和博弈論的分析思路,將產業組織理論的“結構—行為—績效”分析模型轉化為經濟組織的製度分析框架,同時提煉出“產權結構—計量能力—環境特性”解釋模型,從而為研究(農民)經濟組織製度的變遷與效率提供了分析手段。其次,一方麵,作者從產權、資產專用性、交易費用、效率、規模、集團性質、製度結構、政府行為等角度對經濟組織的性質及其結構和功能進行多視角觀察;另一方麵,在進行理論實證的同時,通過大量的圖表尤其是事例性的專欄來強化文章的邏輯,並注重案例分析的檢驗意義與發現意義,從而使理論邏輯的嚴謹性與曆史邏輯的現實性得到了較好的統一。

值得一提的是,把製度分析中的資產專用性與古典經濟學的社會分工相結合,以此來解釋不同產權基礎上的組織體製,這是作者雖然在該書中沒有明確提出,但是實際已經使用的方法上的創新,因為社會分工恰好是被新古典經濟學拋棄了的古典經濟學的精華。可以設想,作為一種可能的結果,這種沒有明示的結合方式,可以進一步發展到以超邊際分析為框架的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去,從而有助於增添現代經濟學的現實解釋能力。

二、理論構建上的探索和創新

為什麼會存在經濟組織?或者說經濟組織的性質是什麼?這一研究經濟組織首要的基本問題,曾經一度被人們忽視而又一度讓經濟學家們癡迷。第一,作者研究發現,如果從資產專用性角度考察,現有以科斯為源頭的企業契約理論、以錢德勒為源頭的管理者理論和以奈特為源頭的企業家理論,這三大解釋經濟組織性質的理論分支並無本質的差別;同時根據對企業與市場兩分法缺陷的檢驗,作者通過闡明經濟組織存在原因的多樣性揭示了經濟組織性質的多重性。第二,作者進一步從資產專用性、組織內交易、規製結構和政府行為等多個維度考察了經濟組織形式的相關性,說明了多樣化經濟組織的效率差異和有效率組織的結構設計原則,特別是通過對市場組織和等級組織這兩個基本經濟組織形態從生產費用與組織管理費用角度的對比,在揭示經濟組織效率邊界和規模極限的同時,得出“無論是通過市場分工抑或組織內分工,社會分工都不可能達到完全”的結論。第三,作者認為,不同性質經濟組織的結構和功能依賴於各自不同的運行機製,而且正是因為其內含機製的不同才使經濟組織的形式表現出多樣性,因此,依據機製設計理論,作者把經濟組織的各種內在機製歸納為4種類別,即分工—合作機製、決策—信息機製、激勵—約束機製和分化—整合機製,從而使這一理論更為豐富。第四,如果認為經濟組織是由具有相同利益的個人所組成的集團,而且這些集團總是傾向於進一步擴大自身集團的利益,那麼根據公共選擇理論,經濟組織作為一種集體行動所包含的邏輯是可以通過比較各種集體選擇規則的差別加以認識的,而且這種差別正是導致產權與所有製具有多樣性的行為基礎。因此,作者在最後得出結論:“隻要人類需要組織、需要集體行動,就需要製度”,而且製度具有自身的功能、變遷方式與機製,其績效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政府、決策者、意識形態、組織文化和學習機製等都具有製度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