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鐵苗
經濟組織及其性質，一直是經濟學尤其是新製度經濟學關心的重要話題。科斯的開創性論文《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的發表，引發了經濟學界對企業或組織性質等問題的廣泛思考和討論。盡管由於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導致目前經濟學界出現了一個被稱為“新製度經濟學”的學派以及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但我們在經濟組織的多樣性、經濟組織的規模與效率決定及其內在演進機製等問題的理解上仍然缺乏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同時，就中國目前的經濟實踐而言，處於向市場經濟體製過渡時期的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但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際工作者，對於中國農業和農村未來的發展方向、發展路徑選擇等許多基本問題不僅沒有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缺乏對基本形勢的把握與理解以及令人信服的觀點，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甚至缺乏學術對話的基礎，尤其是在農民經濟組織及其製度建設問題上。其原因主要就在於，以往的研究往往缺乏堅實的經濟學理論基礎，缺乏對問題的整體性把握和係統研究。
華南農業大學經濟貿易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羅必良教授的新作《經濟組織的製度邏輯——一個理論框架及其對農民經濟組織的應用研究》（以下簡稱《經濟組織的製度邏輯》）（山西經濟出版社2000年8月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研究的不足。該書作者以新製度經濟學為基本理論基礎，綜合運用了現代經濟學的前沿理論，在整體把握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基礎上，對我國的農民經濟組織及其製度建設問題進行了係統考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中國農民經濟組織的基本框架。對於中國農民經濟組織的發展及其製度演進邏輯問題，作者一方麵以堅持新古典經濟學傳統的新製度經濟學為理論背景，提出了其獨特的經濟組織的製度邏輯框架，並在基本理論層麵上對經濟組織內在機理及其若幹依存關係進行理解與把握，構建了一個關於經濟組織的新製度經濟學分析框架；另一方麵，以中國的農民經濟組織為現象範圍，運用所建立的理論框架對農民經濟組織產生的動因與特殊性，不同類型農民經濟組織的結構、行為與績效，農民經濟組織的製度變遷與效率，農民經濟組織規模的效率決定，農民經濟組織的激勵機製設計，政府、市場與農民經濟組織的關係等一係列經過挑選的、與我國農民經濟組織發育關係最為緊密的問題進行分析，達到了對特殊問題本身及其依存關係認識的深化。
可以認為，該書所構建的經濟組織的製度邏輯的分析框架是同類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學術價值，也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其應用所構建的理論框架對農民經濟組織進行的係統經濟學研究，更是同類研究中的開創性成果。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我認為，它在許多方麵具有獨到之處：
一、大量的理論創新
盡管以往也有許多較為嚴謹的研究十分注意對經濟前沿理論和理論文獻的借鑒，但在理論創新方麵卻少有像《經濟組織的製度邏輯》這樣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這些創新不僅包括從全新的視角來理解中國農民經濟組織問題，更有在一般經濟理論上的卓有成效的創新。主要包括：
（1）經濟組織的性質，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修正、拓廣和深化。如從資產專用性維度發現了解釋企業（經濟組織）性質的三大理論分支的一致性；從經濟組織生成與發展的角度揭示了經濟組織性質的多重性；批評了企業與市場的簡單兩分法，打破了兩者相互替代的神話，闡明了兩者的內在聯係。
（2）從資產專用性、組織內交易、規製結構以及政府管製程度等多維的角度，揭示了經濟組織的多樣化。從農業的產業性質、資產特性、市場特性及其核心技術特性的角度闡述了農民經濟組織的多樣性、產生動因與特殊性。
（3）發展了巴澤爾的產權經濟思想。通過對巴澤爾的產權公共領域與資產屬性的把握，不僅補充解釋了經濟組織的多樣性，而且揭示了經濟組織的效率邊界與規模極限。此外還進一步證明了多種所有製形式存在的必然性；論證了無論是市場分工還是組織內分工、社會分工都不可能達到完全；政府、組織和市場各有其發揮作用的空間和邊界，但對於那些資產專用性程度極高、交易費用極大且產權公共程度極高的領域，尚缺乏適宜的組織體製安排。這些極大地豐富了我們關於經濟組織的理論認識。
（4）發現了當政府官員與農民之間的利益目標不一致時，政府有模糊產權、擴大公共領域的傾向，這加深了我們對政府性質的理解。
（5）將產業經濟組織理論中“結構—行為—績效”的分析框架轉化為經濟組織的製度分析框架，從而為不同類型農民經濟組織的績效分析提供工具，並由此解析了同類經濟組織采用不同的製度安排、同一製度安排在不同經營環境下經濟績效存在差異的根源，從而指出，製度安排與環境的相容性，製度安排所隱含的行為努力預期以及製度安排所內含的監督、計量與契約維護費用是理解農民經濟組織及其他經濟組織成敗的關鍵。並由此構建了一個“產權結構—計量能力—環境特性”的解釋模型，為分析農民經濟組織製度變遷與效率提供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