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周
由陳吉元和德國何夢筆主編,胡必亮、王曉毅等執筆的“當代中國的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叢書”(以下簡稱“叢書”),共8本,已由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叢書的內容是從3個層次上展開的:第一,以村莊為案例,分別考察了《中國村落的製度變遷與權力分配》(胡必亮著)、《中國村落的商業傳統與企業發展》(李靜著)、《中國鄉村的企業組織與社區發展》(胡必亮、胡順延著)、《中國村莊的經濟增長與社會轉型》(王曉毅、張軍、姚梅著)和《中國鄉村的民營企業與家族經濟》(王曉毅、朱成堡著);第二,以鄉鎮企業為對象,從理論上對《中國的鄉鎮企業與鄉村發展》(胡必亮、鄭紅亮著)進行全方位的專題研究;第三,以上述工作為基礎,從總體上對“當代中國的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陳吉元、何夢筆主編)作了更為係統的理論探討。此外,外國學者以《網絡、文化與華人社會經濟行為方式》(何夢筆著)為題,對有關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一
在第一個層次上,“叢書”以非正式製度創新為貫穿始終的內在邏輯,將探討鄉村經濟與村落文化的5個案例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並通過村莊的選擇,使之既能反映東、中、西部文化因素的差別,又能代表所在地帶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而把三大地帶村莊對比研究,以及溫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對比研究等內容有機地整合在一起。5個案例著重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結構轉換和製度變遷,同時對所在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狀況和村史作了調查和剖析,以提高微觀研究的一般意義。研究的組織者做出如此精巧的構思和安排,是值得稱道的。在5個案例研究中最使人感興趣的結論是:
(1)資源稟賦結構及其變動對村莊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在5個案例中,有關陝西省商州市王澗村的農業技術和農產品生產變遷的曆史考證,對此做出了極有說服力的解釋。此外,既沒有資源優勢又沒有區位優勢的山西省原平市屯瓦村,形成了依賴非農就業機會的傳統,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還因大量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和返回家鄉而出現勞動力數量的驟減和驟增;地勢較低、“十年九災”的湖北省漢川縣段夾村,形成了把剩餘勞動力投入利潤豐厚且贏利把握較大的工商業,而不是購置田地的傳統;人均資源極少的浙江省蒼南縣項東村,具有悠久的商業傳統,即使在實行嚴格的戶籍製度和就業管製的人民公社體製下,由資源稟賦結構內生出的經商偏好和相應的文化傳統仍然沒有完全中斷等,也從不同的側麵說明了這一主題。
(2)土地經營權集中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一般認為,在土地、資金和勞動力3種生產要素中,土地經營權集中的難度是最大的,土地資源極為稀缺的國家和地區更是如此。案例研究的結果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和農民對土地依賴性的下降(表現為農業收入占家庭收入份額的下降),樣本村內都出現了土地轉包,而且土地轉包出現得很早(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同時就出現了),轉包形式較多(不僅發生在農戶之間,而且發生在村組之間),轉包發生率在逐漸提高。一般來說,轉包者不是為了獲取土地收益權,而是把保留土地使用權作為保險機製,一些收入更高、更穩定的農戶已經放棄了承包土地的權利,說明土地的保險作用對他們也不重要了。無論主動將土地歸還集體還是私下轉包,都有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的效應。這種變化是今日中國農村經濟迅速發展的映射,也是農村發展趨勢的預示。由此可以看出,隻要不遏製經濟發展過程中內生的製度創新,土地集中並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礙。
(3)共同的經濟利益是形成社區核心成員相互認同的基礎。為了財富創造並防止財富外溢,社區通常同時采取接納互補性人力資本(技術人才)和限製競爭性人力資本(一般勞動力)兩種策略。設置進入條件肯定與社區核心成員相互認同(或家族凝聚力、家族製度)有關,但社區核心成員共同的經濟利益,以及資源稟賦結構和技術結構決定的就業容量,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因素。村莊是一個容量很小的社區,容納外界衝擊的能力極為有限,設置進入條件對於保證社區經濟和社會秩序穩定可能是必要的。村莊正是在這一點上成為國家的縮微,使研究者有可能把微觀剖析和宏觀透視貫通起來,進而將特殊經驗上升為一般理論。
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是支撐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農業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了從總體上把握鄉鎮企業,第二個層次專門從理論上對其進行追根溯源的研究,並得出幾個很有意思的結論:①中國在特定的資源、文化、社會和經濟環境中形成的“農工相輔”的製度安排的曆史演進,是當今中國鄉鎮企業和產業發展的基礎,而“工輔農”的製度或投資機製,是這種製度安排合乎邏輯的延伸。②在鄉鎮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中,“關係”規則、市場規則、行政規則構成三位一體的製度集合。依靠掌握和運用這樣一套規則,特別是借助於“關係”規則在提供技術、信息、產品推銷和資金籌集等方麵的作用,大大降低企業經營中的交易成本,對鄉鎮企業快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③鄉鎮企業主要通過規範委托—代理關係,解決兩權分離情形下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目標和行為方式不同造成的矛盾和衝突,實際上有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