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數百年前中國打開國門以來，外來文化對中國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這也是我們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的依據之一。但是也毋庸諱言，隨著接受並推崇西方文化知識的人越來越多，輕視曆史積澱下來的文化傳統，將曆史較為悠久的農村文化和製度安排視為落後，而將更接近於現代的城市文化和製度安排視為先進，成為一種影響力趨增的思潮。從這個意義上講，以文化的“根”為切入點探尋中國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需要勇氣。
在中國，是農村和農民使新民主主義革命獲得了成功；是農村和農民緩解了“文化大革命”引發的政治動蕩，使國民經濟免於崩潰；是農村和農民借助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將巨大的潛在生產力釋放出來，依靠發展鄉鎮企業和勞動力轉移等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演變，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使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為什麼農村和農民能夠一次又一次地成為中國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主要推動力？為什麼被貶為素質低的農民在城市找到大量就業機會的同時，而被褒為素質高的城市工人卻在乞求救濟？為什麼經曆了數千年積澱的傳統文化和製度安排反而更具有生命力？為什麼把一度被當做“落後”而遭譴責的傳統文化作為重要因素納入現代化過程，實現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才真正促進了現代化的進程。如果沒有先驗的西方文化一定更優的意識形態作祟，就沒有理由不進行冷靜的思考。從理論上講，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供借用的技術儲備越來越多，後起國家進入現代經濟增長軌道的機會應該越來越多，所需時間也會越來越短。為什麼在現實中真正進入現代經濟增長軌道的國家如此少，進入的過程如此艱難呢？原因肯定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顯露在表層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上的差異很容易被觀察到，而隱藏在深層的文化和製度中的差異卻不容易被察覺到。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和獨特的價值觀、道德觀的國家，支撐其發展變化的製度、文化與西方國家相比有很大的差異。不認真分析這些差異，簡單地應用國外發展經驗所得到的一些規範，是無法實現預期目標的，模仿前蘇聯模式不可能獲得成功，模仿歐美模式也不可能獲得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文化的“根”為切入點探尋中國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又是合乎邏輯的選擇。
一種被廣泛接受的行為規範或製度，是在人們長期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人們之所以接受行為規範或製度，是因為它能夠減少人們互動過程中的交易費用。一個國家的曆史越悠久，被廣泛接受的行為規範會越完善，滲透麵也會越大，這正是中華文化的魅力所在。“叢書”的實證分析也表明，簡化關係網絡具有降低交易費用的效果，是中國村莊以家庭、家族為本位並朝著社區本位發展的內在邏輯。正式製度作為非正式製度的替代物，會在采用非正式製度協調人們關係的交易費用太高的情形下誘發出來，所以隨著經濟活動的範圍擴大、內容增多和關係網絡的複雜程度提高，正式製度的作用會越來越大。然而，如果非正式製度能夠不斷創新，使之一直保持有效狀態，根植於中華文化的非正式製度就將長期存在而不會完全被正式製度所替代。強調製度和文化存在重大差異，絕不意味著要排斥已經獲得成功的外國經驗。作為後起國家，我們需要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同時需要在學習和借鑒的基礎上把它們整合到中華文化和製度體係中。可以肯定，既然我們有能力將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和現代契約、法律關係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就同樣有能力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外國的經驗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而創造出依靠繼承和發展自己的文化和製度實現現代經濟發展的又一案例。從這個意義上講，以文化的“根”為切入點探尋中國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才有可能真正獲得成功。
在中國，以村莊作為透視中國的切入點的做法早就出現了。但是，在個案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對比研究，並結合一般性的資料作更為深入的專題研究和理論探討，把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融會貫通在一起，將特殊經驗上升為一般理論，是“叢書”在方法論上做出的另一個貢獻。此外，“叢書”倡導並身體力行地追求一種紮實、科學的研究風範，在一個解釋力很強的理論框架下開展多層次的合作，也是非常值得推薦的方法。
三
金無足赤，“叢書”也不可能例外。比如，以“關係”這樣可以感受卻難以準確把握的話語，概括建立在血緣、地緣關係上的溝通、交流、信任、互助、共濟和認同的總和，似乎就不是最確切的經濟學術語。用非正式製度安排來界定，以示它與建立在現代契約和法律關係上的溝通、交流、信任、互助、共濟和認同的區別，或許更便於理解一些。
（原載《經濟研究》，1997年第4期。
作者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