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節 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之路——《21世紀中國人口與資源、環境、農業可持續發展》評價
郝雨
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速度，在現代化進程中表現出強勁的勢頭。但是，自從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工業化速度加快，製約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各種深層次原因凸現。如果說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起始階段，最大的製約因素是如何實現從傳統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型的話，那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基本建立，並正逐步完善的前提下，在“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時期，以至21世紀上半葉，製約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則是來自人口、資源、環境與貧困方麵的巨大壓力。雖然人口、資源、環境、貧困與發展的關係，是當代全人類麵臨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對已經完成現代化的西方社會和正在向現代化進軍的發展中國家卻有著不同的意義。首先，西方的工業化過程，在環境問題上，走的是一條先汙染後治理的路子。然而，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卻不能重走西方工業化的老路。因為被西方工業化嚴重汙染的地球已經不能再承受汙染了。所以，對於西方，環境汙染是工業化進程完成之後的遺留問題；而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卻是在工業化剛剛起步時就遇到的一個最具挑戰性的難題。其次，在西方國家工業化過程中，不僅產前銷售市場是全球性的，而且可利用資源的來源也幾乎是全球性的，這一條件對於現在的中國來說，已不複存在。不僅如此，就連本國所擁有的資源，也不能壟斷性地利用。第三，前期走向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可以通過移民美洲減輕人口膨脹的壓力，通過對美洲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礦產資源的開發，建立工農業基礎，但在目前人口巨大壓力下的中國，則不可能走這樣一條道路。如果說人口、資源、環境與貧困問題，對於西方國家表現為如何維持原有文明模式，那麼，對於中國來說，則表現為從建立一個新文明模式中走出困境。顯然，解決好人口、資源、環境與貧困問題，是中國能否實現現代化的關鍵。
周毅博士所著的《21世紀中國人口與資源、環境、農業可持續發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根據我國的客觀實際，全方位、多視角地分析闡述了人口、資源、環境、農業等方麵的對立統一關係，提出了解決它們之間存在的矛盾，保證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在未來的21世紀，社會經濟得以協調發展的思路。
在談到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係及我國的人口政策時，作者提出：“人口與資源、環境三者辯證統一，互相聯係，互相製約。”“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求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良好的人口環境。這就不僅需要控製人口數量，使人口增長同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同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相協調，還需要努力提高人口質量，注意研究人口結構及其發展趨勢，提出相應的政策和措施。”做到“控製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
在探討環境汙染的治理時，作者提出了很有見地的觀點：環境和資源保護需要樹立新的倫理觀，包括生物中心觀、代際均等觀。前者的確立，可使地球上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所有生物群落共同可持續發展，從而保持地球生態係統的均衡；後者的實現則可以保證我們的子孫後代共享地球資源。
在談到國家的環境政策時，作者認為，在製定環境標準時，“要防止另一種危險：發展中國家過早采用發達國家嚴格的環境標準，試圖通過嚴格的終端排放標準和強製要求安裝廢物處理設施，以期一夜之間實現這些標準。這一不切實際的環境目標並不能導致環境的改善，卻阻礙經濟增長”。較為合適的政策是采用與該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環境標準，在不阻礙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使環境倒“U形曲線變淺；也可引入國際標準，采用具有可塑性市場手段或經濟刺激，而不是僵化的命令加以管製。”
在分析農業可持續發展時，針對我國農村勞力多、資金少、一家一戶經營的特點，作者指出：中國應大力發展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高度統一，可容納大量體力勞動，帶有傳統的自然經濟特色，非常適合於農村承包後家庭經營的生態農業。
總之，全書資料翔實，分析中肯。既有理論闡釋，又有實證分析；既有中國實際情況的剖析，又有國外經驗教訓的借鑒；既有曆史的回顧與總結，又有未來的前瞻與探索；既有對某一因素的深入探討，又有對相關因素的綜合分析，充分體現了作者在曆史、社會、經濟各學科的較高學術素養。當然，本書也有不足之處：作者思維比較活躍，分析闡述過程中有時跳躍性較大。另外，各部分間相互交叉較多，顯得不夠緊湊。相信本書的問世，能為我國21世紀的可持續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原載《經濟日報》，1998年11月15日。
作者單位是山西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