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國魏晉南北朝，不分忠侫亦飄搖
三國、魏晉和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動亂勘比我國曆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和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爭相比較，這個時期呈現的是各個軍事實體之間的戰爭，這其中同時包括了當時中原周邊的各個部落民族對外擴張、入主中原的戰爭。
正所謂的“時勢造就英雄”，生逢亂世，英雄才有用武之地，賢才才能扶危強國，這就是時代精神所在。從三國鼎立到南北朝分治，整個六朝經曆了多重的政權更迭，發生了無數次的戰爭，這其中有刀槍的明爭，也有陰謀的暗鬥；有對敵作戰，也有內部的傾軋。
一生解民疾，不屈死獄中
――華佗之冤
東漢末期，朝政腐敗，諸侯割據，災荒頻仍。由於連年不斷的軍閥戰爭，造成各種疫病蔓延流行，外科之傷殘、感染性疾病大大增加，客觀上促進了外科學與外科手術的發展。三國時期，以濟世為懷的神醫華佗聲望日隆，民間到處都在流傳著他行醫的故事。然而，這位老百姓的神醫卻沒能逃脫統治勢力的厄運，最終冤死在獄中。
精於外科，發明麻散
華佗（約公元141～203年），一名旉，字元化，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
華佗了解人民的疾苦，更有誌於為民醫治創傷。他閱讀和研究了大量的醫學古籍，認真學習並廣泛搜集民間醫方，在此基礎上加以總結和提高，最終成為一位集廣博的醫學知識、高超的醫療技術和高尚的醫德於一身的醫學家。
華佗行醫，足跡遍及彭城（今江蘇徐州）、廣陵（今江蘇江都縣東北）、鹽談（今江蘇鹽城縣西北）、甘陵（今山東高唐縣南）、東陽（今山東平原縣西）、瑯琊（今山東臨沂縣北）以及河南許昌等地。華佗這種不辭勞苦為民解除疾苦的精神和高超的醫療技術，使他深受百姓的歡迎和愛戴。
華佗最擅長的是外科手術。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中，有一段眾所周知、膾炙人口的“關雲長刮骨療毒”的故事，說的是蜀國大將關羽被魏兵毒箭射中右臂，紅腫疼痛不能動彈。正當隨軍醫生一籌莫展的時候，一位方巾闊服、臂挽青囊的人前來為關羽治病。他看了關羽的腫臂後說：“這是中了有毒的弩箭，現在毒已入骨，若不早治，恐怕這隻臂膊就保不住了。”關羽問：“那怎麼辦呢？”那人回答：“我有一法。在僻靜處立一木柱，柱上釘上鎖環，把你的手臂穿在環中，用繩子捆牢，再用被子把你的頭蒙起來。所以要這樣做，是擔心你承受不了疼痛。然後我用尖刀割開皮肉，刮去箭毒，方能使你痊愈。”關羽聽後說：“用不著這些柱環。”說完就伸出手臂請那人醫治。隻見那人手持尖刀，割開皮肉，用刀刮骨。不一會兒，箭毒刮淨了，敷上藥，用線縫好傷口，再在傷口上貼上膏藥。過了幾天，關羽的腫臂果然痊愈了。這位醫生就是“神醫”華佗。雖然這個故事不一定真實，但華佗確實是我國古代一位傑出的外科專家。
華佗是我國曆史上有明確記載的第一個施行開腹手術的外科醫生。從《三國誌》中所載病例來看，當時他已經能夠成功地進行諸如腹腔腫物摘除等大手術。一位患者請華佗看病，華佗說：“你的病已經很嚴重了，必須破腹取出腫物。但是你的壽命將不足十年了。”病者不堪其苦，執意要求華佗為他摘除，這個人在腫物摘除後，不出十年果然死了。
為了減輕和消除病人因疾病疼痛帶來的痛苦，使手術能夠順利進行從而取得比較好的效果，華佗仔細研究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藥物，發明了一種全身麻醉劑——麻沸散。
華佗利用全身麻醉和手術的方法，救治了不少用其他方法不能治愈的垂危病人。例如，有一個推車的腳夫肚子突然疼得很厲害，來請華佗醫治。華佗見他兩腿屈曲，聲音細弱，病勢沉重。經過全麵診察，華佗斷定他患的是腸癰（即闌尾炎），需要立即動手術。於是，華佗讓他喝了麻沸散，很快為他施行了剖腹術，割掉了潰爛的闌尾。不久，這個腳夫就恢複了健康。
華佗創製麻沸散並能熟練地進行手術，表明他在人體解剖和藥物知識方麵也有很深的造詣。我們知道，要進行外科手術，就必須有豐富的人體解剖知識，對人體各部分的生理功能也要有深切的了解。在華佗以前，我國在這方麵已經積累了不少可貴的經驗。例如，在《內經》一書中就記載了人體骨骼、血脈，內髒器官的大小、位置、容量等解剖知識。大約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山海經》，其中對許多藥物的性能和功用都有記述。其中，書中記有一種叫草荔的植物，說是人服用後有鎮痛作用。成書於漢朝的藥物學著作《神農本草經》，有“莨菪子……多食令人狂走”的記載。據現代分析，它的主要成分是莨菪堿，具有鎮痛和麻醉作用。書中還提到羊躑躅，據說是因為羊吃了這種草以後躑躅不前而得名，又叫鬧羊花，也是後世常用的麻醉藥。華佗繼承了前人的這些可貴經驗，並且同自己的臨床實踐結合起來，經過反複實驗，不斷改進，終於在外科學和麻醉學方麵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突出成就。
華佗研製的麻沸散，使許多難以進行的大型手術成為可能，從而擴大了外科手術治療的範圍，為人類戰勝疾病痛苦提供了新的手段，同時也為醫學的發展開拓了新的領域。麻沸散的研製，不僅在中國醫學史上是一個重大發明，在世界醫學史上也是一項傑出貢獻。華佗發明和使用麻醉劑比西方要早一千六百多年。
內外兼修，惠人濟世
華佗不僅精於外科，而且對婦產、小兒等科也有相當高的造詣。有一婦女懷有六個月的身孕，卻腹痛不得安寧。華佗看了她的脈後說：“胎兒已經死了。”並讓人撫摸胎兒在腹中的部位。華佗斷言說，胎兒在左腹部是男孩，在右腹部則是女孩。撫摸的人說在左腹部。華佗在讓婦女服藥產下死胎後驗看，果然是一男嬰，婦人也隨即痊愈了。
有一李姓軍官，妻子生了病，請華佗去看。華佗看脈後，說：“是因為身體受傷而不能使胎兒正常生產。”軍官說他的妻子在懷胎期間的確受了傷，且胎兒已經因受傷而流產了。華佗說：“從脈象上看，確實是胎兒還在母體內。”軍官以為不是像華佗說的那樣。華佗給開了幾付藥，李姓軍官的妻子吃後病情稍有好轉。一百多天後病又複發，李姓軍官再一次來請華佗。華佗看後說：“脈理與前次一樣。你妻子懷的是雙胞胎，前一個流產了，因流血過多，所以另一個胎兒不得產出。胎兒已經死在母體內，而脈象卻仍如懷胎時一樣，一定是胎兒枯燥附著在母脊上。”於是，華佗一麵為李姓軍官的妻子針灸，一麵讓其服下湯藥。之後，李姓軍官的妻子有了臨產的征兆而胎兒卻生不出來。華佗說：“胎兒已幹枯，是不能自然生產的。”遂讓人用手助產，果然生出已死的胎兒。其胎兒的人形尚可辨識，隻是顏色已經變黑。
另外，華佗對遺傳學和優生學也有著一定的認識。
在內科診斷方麵，華佗的醫術也是相當高明的。華佗善於察聲望色，根據病人的麵目、形色、病狀來判斷病人疾病的輕重及治療的有效程度。有一次，華佗在酒樓中看到幾個人在喝酒。他在仔細觀察了其中一個叫嚴昕的人之後對他說：“你感覺身體怎麼樣？”嚴昕回答說：“跟往常一樣，很正常啊。”華佗說：“從你臉上可以看出你有急病，因而不要多喝酒。”嚴昕在喝完酒後回家途中，突然感到頭暈目眩，並從車上墜落於地，回家不久便死了。還有一次，一個叫徐毅的人對華佗說：“我昨天請大夫看病，大夫給我針刺胃管後，反倒咳嗽不止，不能躺臥了。”華佗看後說：“昨天那個大夫給你針灸，不但沒有刺中你的胃管，反而誤傷了你的肝。你的飲食將逐日減少，恐怕五天以後就沒有救了。”果然如華佗所說，徐毅在四五天後便死了。
正確的診斷是治病的基礎。華佗的高明之處還在於他能夠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根據不同情況，辨證施治，對症下藥。例如，有兩個人都患頭痛、發燒，並一同來找華佗醫治。華佗經過仔細診斷，給一個人開了瀉藥，給另一個人開的卻是發汗藥。旁人迷惑不解，請教於華佗。華佗解釋說：“他們二人雖然病症相同，都屬實證，但是一個人患的是外實（感冒），另一個患的是內實（傷寒）。得病的原因不同，所以我給他們開的藥也不同。”結果，那兩個人服藥後病很快都好了。從這裏可以看出，華佗掌握並運用辯證法治療病人，因而才能真正做到“對症下藥”。
華佗在長期的行醫生活中，還十分注意學習和總結勞動人民中常見的治病和用藥經驗，尤其重視運用民間的單方和驗方治療常見病。華佗處方用藥簡單，但卻療效很高。華佗曾在路上遇見一個因“咽塞”不能進食的病人，便對他說：“我剛來的路邊有家賣餅的，你可到那裏買三升醋，以之泡蒜泥，喝下去病就好了。”那人按華佗所說，把醋泡蒜泥喝下去不久便吐出一條蟲子，病也跟著好了。待病人拿著蟲子到華佗家裏致謝時，看到華佗房中牆上掛著十餘條相類似的蟲子，連聲稱道華佗的醫術真是奇妙。
華佗還擅長針灸，並有所創新。華佗“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並且預先告訴病人會引起什麼樣的針感，沿什麼方向傳導，得氣後即時起針，病就好了。不難看出，華佗在自己身上做過多少次的試驗，沒有親身體驗是不會有如此高超的技藝的。一次，華佗碰到一個因病兩腳不能行走的人。華佗在其脊柱兩側點了幾十個穴位，每穴灸十壯，灸後這個人就能行走了。華佗創用的“夾脊穴”，至今在中醫臨床上仍被沿用，並被稱為“華佗穴”。
華佗很重視疾病的預防，積極提倡勞動和體育鍛煉。他反對當時流行的服食丹藥以求長生的風氣，明確指出隻有經常運動才是健康長壽的方法。他曾對學生吳普說，人體應當經常活動，但不宜超過一定限度。活動能幫助消化，促進血脈流通，從而防止和減少生病，這同天天轉動的門軸不會朽爛是一個道理。
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同疾病和衰老作鬥爭的過程中，很早就認識到運動保健的重要意義，並且創造了一套以呼吸運動和軀體運動相結合的醫療體育方法。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以呼吸運動為主要環節的“導引”方法（類似現代的氣功、太極拳等）已經相當普遍，不僅出現了一些專門從事氣功的養生家，而且還總結出了一些“熊徑”、“鳥伸”等具體操練的姿勢。到了漢朝，“導引”療法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華佗在對前人這些成就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創作了一套名為“五禽戲”的保健體操，即模仿虎、鹿、熊、猿、鳥等五種禽獸動作姿態進行體育鍛煉，從而達到預防疾病、延年益壽的目的。他的弟子吳普每天堅持做“五禽戲”，從不間斷，活到九十多歲，仍“耳目聰明，齒牙完堅”。現代醫學已經證明，經常參加體育活動確實是預防和治療疾病、延年益壽的有效方法。而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華佗能夠明確地把體育鍛煉同醫療結合起來，以提高人的健康水平，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對於一些治愈而後可能複發的病人，華佗都預先提出警告，並指出預防措施。有個叫李成的人因咳嗽晝夜不能睡眠，還不時嘔吐膿血。華佗對他說：“你的病是腸子腫爛所引起的。咳嗽所吐膿血，不是來之於肺部，給你開些藥吃完就好了。但你要時刻注意保重身體，耐心將養，一個月後可稍事活動，一年以後即可痊愈。但是，你的病在18年後還會複發，那時，吃我的藥仍能痊愈。若沒有我給你的藥，也就沒法治了。”接著，華佗便又給李成拿了另一副藥。過了五六年，李成親戚中有得病且症狀與李成一樣的。那人對李成說：“你現在很強健，而我卻要死了，你能忍心看我這樣死去而仍然不把藥給我嗎？請求你先把藥借給我，等我病好了再到華佗那裏討同樣的藥還給你。”李成經不住懇求，把藥給了他。18年後，李成的病果然複發，最終因沒藥可服而死。
醫德高尚，竟逢冤獄
華佗學醫、行醫，目的在於為民除痛祛病，而並非為了做官。由於華佗的名望很高，當時掌權的曹操聽聞華佗的大名，遂將他召來。曹操患有頭風的毛病，每當發作的時候就心亂目眩，華佗施以針灸，隨手而就消除了曹操的疼痛。後來曹操頭痛加劇，讓華佗成為自己的“禦醫”。這種以權壓製的做法，違背了華佗為民解除疾苦的本意和決心，是華佗所不情願的。於是，華佗假托妻子有病回鄉探親。
曹操見華佗很久不歸，多次去信催促。而華佗不畏權勢，遲遲不返，曹操便派人去查訪虛實。這個東征西討、挾天子而令諸侯、現時得勢而不可冒犯的曹操，此時已心懷殺機。待曹操知道了華佗謊稱妻病不還後，華佗的死就已是不可避免了。雖有大臣荀彧為華佗求情，但仍動搖不了曹操欲殺華佗的決心，於是將華佗被拘捕下獄，不久被加害，使曆史上又平添了一樁冤案。
華佗死後，曹操頭痛病未除，每當頭痛病犯了時仍念及華佗。尤其是他十分寵愛的愛子倉舒為疾病困擾卻又無人能治時，曹操更是追悔莫及。這實屬貓哭耗子。華佗已死，此言與其說是“後悔”，不如說是在欺騙眾人或為自己開脫。正所謂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華佗生前曾經把自己的豐富經驗進行了總結，寫成了多種醫著。在入獄後，華佗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就把自己在獄中整理出來的一部醫學書稿交給了一名獄吏，告訴他：“此可以活人。”而那個獄吏因怕受華佗牽連不敢接受。華佗在極度悲憤中把書稿燒毀了，所以華佗的醫術沒有專門的著述流傳下來。他的學生曾把他的經驗章錄成書，但也隻有書名散見於一些史籍和醫書中，而內容卻大部分散佚了，即使是華佗創製的酒服麻沸散也失傳了。後來傳說中的麻沸散處方，一種說法是由曼荼羅花（也稱作洋金花、風茄花）一斤，生草烏、香白芷、當歸、川芎各四錢，天南星一錢，共六味藥組成；另一種說法是由羊躑躅三錢、茉莉花根一錢、當歸三兩、莒蒲三分幾種藥組成。這兩個處方中的曼荼羅花、生草烏、羊躑躅等確有鎮痛、麻醉的效用。但是，據後人考證，這兩種說法皆非華佗的原始處方。
麻沸散的失傳是我國醫學史上的一大損失。可喜的是，解放後，我國醫務工作者應用曼荼羅花等中藥進行全身麻醉獲得成功，使湮沒了一千多年的中藥麻醉術重放異彩。臨床實踐證明，中藥麻醉具有安全可靠、抗休克、抗感染等優點。
華佗，我國古代傑出的醫學家，把自己的畢生精力都獻給了百姓的醫療保健事業，為祖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他不貪圖功名利祿，篤誌為百姓解除疾病痛苦，乃至為之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錚錚鐵骨更值得後人欽佩。華佗以自己的突出業績，在中國醫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一生為社稷，罹禍蒙冤終
――張華之冤
公元290年，晉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個近乎白癡的庸人，而皇後賈後，卻懷有政治野心，並手段毒辣。晉武帝時，外戚賈氏和楊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後，外戚楊駿和楊太後，父女合謀，掌握了朝廷大權。惠帝無康元年（公元291年），賈後聯絡楚王司馬瑋，殺了楊峻及其家屬和黨羽數千人，命汝南王司馬亮與太保衛瓘共錄尚書事以輔政；楚王司馬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侯。
不久，賈後又以惠帝的手詔，責楚王瑋擅殺大臣，殺楚王瑋。至此，朝廷權力都落在賈後手裏。在賈後政權的核心人物中、賈模、裴頠等是賈後的親黨，張華是個撐門麵的人物。
本文這則冤案故事講的主角是張華，他位至公卿，有治世大才，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終被權臣所謀害，遭受不白之冤。
才華橫溢，德行嚴謹
張華（公元231～300年），字茂先，範陽方城（今河北涿縣）人，西晉時期著名文學家、政治家。父張平，曹魏漁陽郡太守。張華年幼喪父，家境清寒，孤貧無以自立，不得不為人牧羊為生。他並未因此自甘暴棄，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謹，博覽群書，所以學識淵博。他恪守封建道德禮法，為人豁達，勇於赴義，“造次必以禮度”。他氣質深沉，器識弘曠，時人鮮有能和他匹敵的。彭城劉訥有識人之才，曾見張華而感歎說：“張茂先我所不解。”
曹魏後期，張華仍居鄉未仕。當時門閥世族勢力方興，標榜門第閥閱的風氣日強。張華因家族勢力單薄，自幼孤貧，雖才華橫溢，德行嚴謹，卻一時未能見知於世。同時，他目睹了在曹馬鬥爭中榮辱不定、誅黜無常的政治現狀，又受到廣為流傳的玄學思想的影響，難免產生出憤世嫉俗的情緒。他遂著《鷦鷯賦》以自寄，通過對鳥類的褒貶，抒發自己對現實政治的看法。《鷦鷯賦》既是對玄學處世哲學的形象闡述，也是張華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讚譽“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的鷦鷯的同時，抨擊了“懷寶以賈害”，“飾表以招累”，“誘慕於世偽”的社會風尚，揭露了聲稱任自然的門閥世族的虛偽麵目。他提倡“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反對浮華交遊；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的簡樸生活方式，反對奢侈縱欲，恣意享樂的生活觀；主張“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反對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所以，張華的“任自然以為資”，與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盡情享樂的腐朽哲學觀，是有本質區別的。
《鷦鷯賦》問世後，引起很大反響。名士陳留阮籍看過之後，讚揚張華可謂“王佐之才也！”張華由此聲名鵲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書盧欽見到張華後，十分器重他。同鄉大族曹魏左光祿大夫、方城縣侯劉放亦誇其才，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張華。
張華在25歲左右時，被範陽郡太守鮮於嗣推薦為太常博士。吏部尚書盧欽在輔政的司馬昭麵前對張華備加推崇，張華又轉為佐著作郎，參與編撰國史。不久，張華遷長史，兼中書郎。他才識過人，思維敏捷，“朝議表奏，多見施用”，深得司馬昭賞識，遂正式任命他為中書郎。
晉武帝禪代曹魏，轉張華為黃門侍郎，封關內侯。張華接近皇帝，位居要衝，具有相當大的實權。他習於吏事，“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他史識淵博，善談史漢，諳通封建典章製度。晉武帝曾問他漢代宮室製度和建章宮的千門萬戶，張華應對如流，聽者忘返，畫地如圖，使人大有親臨其境之感；他博通禮樂製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學素養。
泰始五年（269），晉武帝修定禮樂，命張華與太仆傅玄中書監荀勖等人創作正旦行禮、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共十三篇，張華一人即寫了八篇。詩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詩的形式，內容主要是盛譽司馬氏功德、粉飾西晉太平盛世，宣揚皇道德教雖音韻逗留曲折，詩句莊重典雅，但與《鷯鷦賦》相比，在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方麵均不可同日而語。
張華在從政過程中披肝瀝膽，政績突出，不僅深受晉武帝賞識，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評，時人比之為子產。不久，40歲左右的張華就被擢為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成為西晉最高統治集團的成員。
目光遠大 平吳立功
張華在任中書令期間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促成並製定了伐吳大計，從而加快了南北統一的步伐。
鹹寧初年（公元275年），距西晉代魏已有十年，距滅蜀亦時逾十二載。時西晉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緩和，邊境戰事不多，經多年休養生息，國力強盛。而割據江南一隅之地的孫吳，則在暴君孫皓的統治下，各種矛盾急劇激化。孫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名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在毫無限製的橫征暴斂下，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老幼饑寒，家戶菜色，可謂“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西晉攻伐孫吳，取亂侮亡，統一全國的時機業已成熟。當時，鎮守江漢地區的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羊祜上疏晉武帝，陳“宜當時定，以一四海”。晉武帝召集群臣朝議。司空、尚書令賈充、中書監荀勖和左衛將軍馮紞等人合力苦諫不可，群臣亦多附合，以當時關隴地區氐羌少數族屢叛，官軍屢敗為由，多不讚成羊祜的建議。隻有張華據理力爭，與羊祜、杜預共同主張立即伐吳。晉武帝雖“密有滅吳之計”，卻因“朝議多違”而未做出伐吳的決斷。
鹹寧四年（公元278年）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見晉武帝時，又麵陳伐吳之計，晉武帝為之心動。因羊祜有病，不宜經常召入宮內谘詢，晉武帝遂派張華去羊祜住處問其籌策。羊祜與張華推心置腹，陳述自己對局勢的看法和伐吳的戰略方針。張華十分讚同羊祜的見解和伐吳之計。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吳大業並未因此而中止。羊祜臨終前，推薦了誌同道合的杜預接任自己的職務。張華也不負羊祜所望，為完成羊祜遺願而力排眾議。鹹寧五年（公元279年），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張應不失時機，迅速征伐孫吳，賈充等人再次反對。張華與之針鋒相對，固勸伐吳。不久後，杜預在“繕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吳準備工作後，表陳武帝，主張立即開始軍事行動。杜預表至時，晉武帝正與張華下圍棋。張華趁熱打鐵，勸說武帝采納杜預的建議。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後決斷，發詔伐吳。任命張華為度支尚書，主持朝廷財政。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春正月，伐吳正式開始。賈充任大都督，總統六師，負責整個伐吳戰役。開始時，“眾軍既進，而未有克獲”，一直反對伐吳的賈充因而上表武帝，放棄平吳，同時與中書監荀勖建議腰斬張華以謝天下。對此晉武帝回答說：“伐吳是我的決策，張華隻是讚同我的意見而已。”給予張華以信任和支持。盡管如此，當時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賈充、荀勖的主張，認為不可輕舉妄動。張華為了使統一大業不致功虧一簣，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不顧賈充等人以腰斬相威脅。
通過著名將領杜預、王濬、王渾等人的努力，伐吳戰役終於排除各種阻力和幹擾，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它的勝利進程，充分證明張華確實是目光遠大、意誌堅強、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的政治家。平吳後，武帝特下詔令，對張華所建立的殊勳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和獎賞。
頻歲豐稔 陷入黨爭
平吳後，張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但皎皎者易汙，他的功勳和才能，亦招來忌妒和讒言。張華雖襟懷坦白，潔身自好，不搞浮華交遊，不介入朋黨之爭，可是，處於政爭紛紜的旋渦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談何容易！西晉統治集團從鹹寧年間開始，在圍繞齊王司馬攸之國、伐吳以及太子（即惠帝）廢立的問題，逐漸形成兩大對立勢力。尚書令賈充、中書監荀勖、左衛將軍馮紞等人為一方，他們為人鄙薄，好觀察上旨，承顏悅色，專以曲意逢迎為事；他們主張剝奪齊王攸實權；反對出師伐吳；反對廢黜“不堪政事”的癡呆太子。侍中任愷、中書令和嶠、庾純、向秀等人為另一方。他們以名士自居，剛直守正，素輕視賈充等人的為人；他們主張廢昏立賢，更擇太子。兩派矛盾逐漸激化，由政爭發展到人身攻擊，互相傾軋，鬧得不可開交。張華與任愷、和嶠等人關係雖很好，政見基本一致，但他卻避免卷入兩派的人事爭端中。可是，他在伐吳問題上與賈充等人形成的尖銳對立，卻使他在平吳前後成為賈充一黨的主要攻擊目標，屢遭讒言中傷。
平吳後，“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對張華非常憎恨，一得到機會，就陰謀將張華擠出朝廷。晉武帝起初並未聽信荀勖讒言。有一次，晉武帝問張華誰可成為輔政大臣的合適人選，張華回答說：“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宜留以為社稷之鎮。”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齊王攸，不欲他權勢過重，而想排擠齊王攸，張華的意見當然不合聖意。於是張華遂於太康三年（282）春正月，被派出任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
張華到鎮前，鮮卑慕容涉歸大肆侵掠遼西，占領昌黎。張華一到鎮，即於三月派安北將軍嚴詢征伐慕容涉歸，在昌黎附近大敗之，殺傷數萬人。張華在軍事勝利後，並未繼續窮兵黷武，以武力征服作為調整民族關係的杠杆，而是以安撫來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歸子慕容廆往謁張華，張華以禮相待，正由於張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
張華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績，得到朝野人士的讚賞。時朝議欲征召張華入朝，任為尚書令，進號開府儀同三司，這一動議使賈充黨羽侍中馮紞不安。馮紞曾反對伐吳，加之張華曾對武帝非議過馮紞的哥哥馮恢的品行才能，所以馮紞利用“深有寵於帝”的地位，對張華竭盡中傷之能事。馮紞曾侍從武帝，借議論鍾會叛亂說：“臣以為鍾會之所以叛亂，頗與太祖（司馬昭）有關。”武帝聽後大為不解，問馮紞緣由。馮紞回答說：“鍾會才淺識薄，而太祖卻誇獎太過，稱讚他有謀略，授以高官顯爵，使他處於要帥重地，掌握精兵強將，因此使鍾會自以為謀略萬無一失，卻功名不符，未受重賞，遂心懷不滿，飛揚跋扈，起兵反叛。”
武帝聽後表示讚同。馮紞又進一步說：“既然陛下已經同意我的看法，那麼就應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為誡，不要讓像鍾會那樣的人再重蹈覆轍。”武帝問：“現在還有像鍾會那樣的人嗎？”馮紞讓武帝屏退左右後，遂以隱喻的方式詆毀張華說：“過去曾為陛下出謀獻策，為國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謂人人皆知。現在出據方鎮、掌握軍隊的人，陛下都應對其嚴加防範。”於是武帝遂“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非但未采納朝議征召張華為尚書令，反而剝奪了張華的方鎮統兵權，以重儒教為由，任命他為有職無權、形同虛設的太常卿。不久後，又以太廟屋棟折為由，免張華官。而後一直到武帝死，張華始終鬱鬱不得誌，未任職官，盡管這樣，他仍能做到寵辱不驚，既不為自己申理稱冤，又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與佞幸小人爭一日短長。
武帝死後，惠帝即位。張華的處境稍有好轉。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惠帝立其子廣陵王司馬廆為皇太子，是為湣懷太子。惠帝“盛選德望以為師傅”，張華因而被任為太子少傅。當時楊太後的哥哥楊駿操持朝政，他“自知素無美望”，所以對張華等德高望重的大臣心存猜忌。張華心胸豁達，沒有為此而耿耿於懷。永平元年（公元291年）三月，賈後與汝南王亮、楚王瑋合謀誅殺楊駿，又欲廢楊太後為庶人。在朝議時，群臣皆讚成廢黜太後。張華則既不以賈後旨意為己見，又不計多年來官場失意之恩怨而對武帝遺孀楊氏落井下石，極力阻諫。盡管他的意見未被采納，其為人之坦蕩正直卻由此可見一斑。
委命順理 輔佐朝政
楊駿被誅後，統治階級內部再次出現權力再分配的矛盾。當時政出多門，權柄不一。大司馬汝南王亮和太保衛瓘二公輔政，權傾朝野。野心勃勃的賈後雖挾持昏主惠帝，有皇權這張王牌，卻因二公執政而不能專恣。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六月，賈後讓惠帝手寫密詔，指使衛將軍楚王瑋誅殺了汝南王亮和太保衛瓘等人。但局勢卻一發而難以控製，時“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皇權和統治秩序的穩定，張華明知楚王瑋並非矯詔而殺二公，仍參與了賈後在詔書問題上大作文章的密謀。
事後，張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張華受皇權至上觀念的支配，主觀上為了鞏固和加強皇權而參與了誅殺楚王瑋的密謀，這從封建道德觀念的角度看，是無可非議的。但在客觀上，他的這一行為卻有助紂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汙了他的潔身自好的名譽。獻計誅殺，不僅背離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順理，與物無患”的處世準則，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實的朋黨之爭中，不得不與賈後一黨相沉浮。賈後則出於擴大自己政治勢力的考慮，認為像張華這樣出身庶族，宗族勢力薄弱，“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的人，是輔政大臣的最佳人選，而對張華“依以朝綱，訪以政事”。從而使張華在政爭中處於進退維穀的地位，以至於愈陷越深，難以自拔。為了寵絡和控製張華，賈後不顧張華十餘次推讓，進封他為壯武郡公。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又晉升他為司空，領著作。
元康年間，皇權衰落，綱紀大壞，貨賂公行，讒邪得誌。在這種政治形勢下，張華的親朋好友都為他的處境而憂心忡忡。他的少子張韙曾以災兆勸張華遜位。“誌不在功名”的張華，身處政治鬥爭的波峰浪穀之間，亦曾有過告老還鄉的想法。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盡管張華對“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處境極為反感，但在上有帝後相製，左右政敵矚目的形勢下，他卻無法解決自己的矛盾苦悶，脫離騷亂動蕩的政界，實現他憧憬的超脫世俗的田園生活，隻能繼續自己的從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條更有意義的出路，遂不得不安於現狀。
但是，張華在輔政期間，並沒有僅僅局限於自我修德和無為而治。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為輔政的主要方針，希望通過封建禮教來改變時弊，實現比較清明穩定的政治局麵。賈後為人凶險，擅權專政，是造成朝綱不振的主要根源。張華並不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賈後，以承風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擔心太後一族日盛，作《女史箴》以諷，規諫賈後不要因君寵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賈後看了《女史箴》之後，雖未有什麼痛改前非的變化，但礙於張華的正言規諫，在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以前，一直未敢有太嚴重的僭越之舉。
盡管“賈後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但她執政的本身卻使得亂政隱患越來越表麵化。為此，當時輔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與侍中賈模和張華共議廢賈後而立湣懷太子的生母謝淑妃為皇後。張華對此表示異議，謀廢賈後遂未能進行。
張華輔政期間，統治階級內部蘊藏著深刻的矛盾和危機。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馬氏宗室，即賈後親族，或豪門望族。他們不僅各有朋黨，相互傾軋，而且亦各有短長，良莠不齊。麵對如此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張華亦能堅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寧人，維持了數年相對穩定的局麵，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司馬氏宗室諸王，或於中央任職，或出鎮方麵。他們仗雍容貴戚，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張華雖無力改變自武帝以來形成的諸王強盛的局麵，但他盡可能做到對諸王敬而遠之，虛授職官，不委重任。
張華在輔政期間的最突出的政績就在於選官任人方麵。當時門閥世族極力壟斷和控製選官權，拒寒素於政權之外。
張華出身庶族，對沒有門閥背景的人進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頗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儕身政界，主要是憑借自己“世無與比”的博物洽聞和卓越的政治才能。正由於此，張華亦重視人材，敢於打破“戶調門選”的用人標準。他“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谘嗟稱詠，為之延譽”。許多兩晉之際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都或是經他延譽稱詠，或是由他薦舉征辟而成名的。張華舉人薦士公允，不囿於門第出身，唯以吏幹文義為準。
但是，張華的種種主觀努力，隻能暫時地緩和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卻沒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勢力強盛，後族外戚擅權亂政，門閥世族奢侈縱欲，恣意聚斂。就在所謂“海內晏然”時，關中地區少數族就頻繁起義，極大地動搖了西晉王朝在這一地區的統治。而且統治階級內部亦危機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華對此是深有認識的。他之所以反對廢黜賈後，就是擔心因此而造成危機的總爆發。但賈後權欲無窮，她時時欲廢非己所生的湣懷太子，打算長期操執朝政。幸賴張華、裴？等人極力反對，這一陰謀才遲遲未能實現。而諸王因不滿賈後擅政，也時刻虎視眈眈，覬覦皇位，尋找時機，以求一逞。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武庫發生火災，張華就因懷疑是諸王叛亂，而“先命固守，然後救火”，致使累代異寶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事後張華說：“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預見到太子廢黜將會成為統治階級內亂的總導火索。事實證明他的預見是正確的。
權臣迫害，張華冤死
元康末年，輔政大臣之一賈模失寵於賈後，憂憤而卒，製約賈後的力量遂大為減弱。隨著賈模的失勢，一向與賈後沆瀣一氣的賈謐（賈充的外孫）操持權柄，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太後成謀，誣陷太子。在這種情況下，張華原來的“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的方針已難以奏效。所以，湣懷太子的親信，太子左衛率劉卞去找張華，打算與張華合作，發動武裝政變以製止這一陰謀。但張華卻推說不知賈後欲廢太子事。劉卞說：“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賞識，才由須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談論此事，您為什麼卻對我有所懷疑呢？”張華說：“假如有這件事，你打算怎麼辦？”劉卞答道：“太子東宮內人才濟濟，有精兵萬餘人。您身為宰輔，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讓他錄尚書事，廢黜賈後於金墉城，這不過是兩個黃門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會萬無一失。”張華拒絕了劉卞的建議，他回答說：“現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兒子。我又沒有受命輔助太子執政，忽然立太子而廢賈後，這是無君無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夠成事，我也難免要身負不忠不孝的罪名。況且權巨貴戚當朝，威柄不一，我以此舉授人以口實，怎麼可能安然無恙呢？”廢黜賈後之事再度成為泡影。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十二月，賈後設計，將太子灌醉，因使太子書寫犯上謀亂之書，然後當惠帝於式乾殿會群臣時，拿出太子手書對群臣展示，群臣看後，未敢有異議，均附合賈後賜太子死的建議。時隻有張華堅決反對，他說：“廢黜太子並賜死，這是國家的大禍。自漢武帝以來，每次廢黜太子，往往導致喪亂。在大晉據有天下不長時間的今天，廢太子事更應慎重考慮。”尚書左仆射裴頠也認為應核對筆跡，以防詐妄。賈後遂將手書與太子過去奏事筆跡相對照，果然是太子所書。張華等人無言相對，但卻仍堅持自己的意見。賈後知道難以讓張華等人改變主意，遂上表把賜太子死改為廢為庶人，惠帝下詔同意。
太子被廢後，引起東宮將士和諸王的強烈不滿。東宮左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等人，謀廢賈後，複太子。他們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而趙王倫執掌軍機，性情貪功冒失，可借以濟事，遂與趙王倫密謀此事。趙王倫與其佞幸謀臣孫秀，一向朋比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當然不會放棄這一良機。他們先勸賈後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三月殺了太子，借賈後之手除掉了奪權的障礙，接著又策劃政變，以廢賈後。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趙王倫和孫秀為了使叛亂得到更廣泛的支持，派司馬雅去張華處，說：“現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機，趙王想與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業。”張華知道趙王倫、孫秀等人得手後一定會有僭越篡權的逆行，義正辭嚴地予以拒絕。司馬雅惱羞成怒，說：“刀都架在脖子上了，還敢如此說話。”遂看也不看張華就揚長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張華亦未發趙王倫之謀。可見他還是讚成廢黜賈後，隻是不願與趙王倫共事並直接卷入這種不忠的活動中而已。
當天夜晚，趙王倫發動兵變，矯詔廢賈後為庶人。他亦因對張華的宿怨新恨，以黨附賈後的罪名，將張華和裴頠等人收執於殿前馬道南。張華責問主事的（中書）通事令史張林說：“你想要害忠臣嗎？”張林稱詔詰責張華說：“你身為宰相，太子被廢，為什麼不能守節廷爭！”張華說：“式乾殿朝議廢太子事，我是力諫的，這有文字記載為證。”張林問：“既然勸諫未被采納，為什麼不辭職去位！”張華無言以對。過了一會兒，使者至，下達了斬張華、裴頠並夷三族的命令。張華臨刑前慨歎道：“我是武帝時的老臣，一片丹心。我並不惜命，隻是擔心今後國家將有不測之禍難。”遂被殺害，時年69歲。
張華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劉頌哭之甚慟，他得知張華子孫有逃脫免難者的消息後，又轉悲為喜，說：“茂先，卿尚有種也！”陸機、陸雲兄弟，為張華作誄，又寫《詠德賦》以悼之。
永寧元年（公元301年）五月，齊王冏、成都王穎、長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誅殺趙王倫、孫秀，齊王冏執掌朝政。齊王冏上奏惠帝，請求給張華昭雪。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朝廷正式下詔，恢複張華的官職和爵位以及所沒財產，為張華洗刷了冤案。
才著遭誣陷 隱士含冤去
――嵇康之冤
東漢末年以來的政治形勢的變化，影響了人們的政治態度和意識形態。政治上他們從過問政治、砥礪名教和積極的現世態度，轉變為不問政治、逃避現實、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們接受了消沉的、對事不作反抗的，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莊思想。以老、莊、易為內容的玄學思想，開始抬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