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的鹽務改革使稅收日增，國庫充裕。“晏之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再次，平抑物價。劉晏在各交通要地設立驛站，負責掌握本轄區內糧食豐歉、物價升降等經濟情況以及雨雪、旱澇等自然情況，逐月將這些情況上報，借此掌握生產情況和市場信息。在某地區因為災害而糧食歉收導致物價上漲時，劉晏便減免稅賦，同時指令當地官府以較低的價格出售糧食。在豐年，政府則用高於市價的價格收購糧食。劉晏平抑物價的做法既穩定了物價，又防止了商人囤積居奇，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
楊炎理財，改革稅製
楊炎（公元727～781年），字公南，號小楊山人，鳳翔（今陝西鳳翔）人。代宗大曆九年（公元774年）十二月，由宰相元載推薦為吏部侍郎。德宗時，由宰相崔祐甫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不久，崔祐甫因病不能參議政事，楊炎遂“獨當國政”。
楊炎與劉晏所處同一時代，有著共同的曆史背景。隻是楊炎當政時，藩鎮勢力更加強大，租庸調製破壞嚴重。
唐朝建立以後一直實行租庸調製征收賦稅，而這一製度的基礎是均田製。唐朝前期實行均田，一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借此分得一塊土地，由政府向受田課丁征收田租、力庸、戶調（合稱租庸調）。均田製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複與發展。因此，唐初的“貞觀之治”乃至後來的“開元之治”均與均田製和租庸調製有著直接關係。
然而，“安史之亂”使北方農民流離失所，導致均田製有名無實，使與之相伴的租庸調製也無以為繼。據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統計，全國當時的總人口為五千三百萬人，但不負擔租庸調的人數則為四千四百七十餘萬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政府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在加重按戶征收的戶稅和按畝征收的地稅、青苗錢之外，另行增加了名目繁多的新稅目。農民不堪重負，逃亡現象日益嚴重，從而使政府收入越加匱乏。
鑒於此，楊炎也進行了一係列財政方麵的改革。
楊炎認為，賦稅乃是國之大計，天下的治亂重輕均係於此，既然如此，就必須把財政措施製定得當。楊炎總結了曆代理財經驗，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建立起國家財政與宮廷經費之間的錢物分配計劃，打擊了幹政的宦官勢力，對唐後期的財政管理製度產生了積極影響。
在楊炎的改革措施中，最有影響的是“兩稅法”的施行。“兩稅法”於大曆十五年（公元780年）實行，即“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製人。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其宗旨在於“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
“兩稅法”的頒行是賦稅製度的一大變革，標誌著中國自戰國以來以搜刮人丁力役為主的賦稅形態向以搜刮實物為主的新的賦稅形態的轉變。這一新的賦稅製度推行後收效明顯。“兩稅法”使唐政府收入大增，“賦入一千三百五萬六千七十貫（緡），鹽利不在此限”。同時，“兩稅法”嚴重打擊了貴族豪紳勢力，加強了唐中央的經濟力量。
被誣致死，“天下為冤”
劉晏與楊炎的財政改革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別是楊炎的“兩稅法”，一直延續被用做後來封建統治階級賦稅製度的基礎。就是這樣兩位理財家，雖同朝共事，卻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對頭，以致造成令人痛心的冤獄。
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誅宰臣元載，晏奉詔訊鞫”。劉晏對審理此案心存顧忌，而這種顧忌不是沒有道理的。
劉晏與楊炎早有隔閡，“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各恃權使氣，兩不相得”。同時，楊炎與元載關係密切，宰相元載與楊炎出身於同一郡縣，楊炎又是元載一手提拔上來的，所以楊炎被擢升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元載當國時期，私下裏物色可接替自己位置的人，開始時，初得禮部侍郎劉單，但不久就死了；後又選中吏部侍郎薛邕，而薛邕也因故被貶謫；後來才選中了楊炎，所以元載對他親重無比。劉晏“以載居任樹黨，布於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敕禦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同推，載皆款伏”。雖然如此，元載一案還是加劇了劉晏與楊炎的矛盾。
元載被誅，楊炎受到牽連而被貶官，對此，楊炎耿耿於懷，一直暗中伺機報複。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代宗死，德宗繼位。當時曾傳說，劉晏在德宗還是太子的時候，曾參與宮中陰謀另立太子的活動。楊炎見有機可乘，借題發揮，奏曰：“劉晏、黎幹之輩，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以伏罪，晏猶領權，臣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當萬死”。雖有崔祐甫等眾多朝臣勸奏德宗“不當究尋虛語”，但仍不能平伏楊炎的報複心理，最終還是罷了劉晏轉運等使而貶為忠州刺史。這標誌著劉晏冤獄的開始。
劉晏雖已外貶，楊炎仍不肯善罷甘休，他得知庾準往日與劉晏有私怨，把他擢任荊南節度使。庾準按照楊炎的意圖，誣奏劉晏曾致書朱泚，語言怨望，並召集士卒，擅取官物，脅迫詔使，陰謀作亂，楊炎還出庭作證。德宗並未詳察，遂於其年七月遣使者就忠州縊殺劉晏。時年66歲。過了十九天，德宗才頒下賜死詔書，公布其所謂罪惡。家屬發配嶺南，受株連者數十人，“天下以為冤”。
同歸誣陷，殊途被殺
楊炎理財功績不可磨滅，但從迫害劉晏至死的冤獄中，卻透出楊炎不光彩的一麵。楊炎刻意置劉晏於死地，純係個人恩怨。
距劉晏自盡僅一年零三個月，楊炎也被迫害含冤而死。這個結局不是楊炎所能想像到的，卻是楊炎最可悲的。曆史嘲笑了楊炎。
楊炎非尋常之人，陷劉晏於死地自知問心有愧，而恰恰此事也是楊炎招致殺身之禍的一個原因。劉晏冤死，群臣對楊炎“為之側目”，怨聲四起。楊炎曾對別人說：“晏往嚐傅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為後，帝自惡之，非它過也”。此言被人密奏德宗：“（炎）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己，推過於上耳”。而此時的德宗對誅劉晏已有悔意，聞言後，“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
楊炎的悲劇還在於他獨攬大權，恃才傲物，淩駕於群臣乃至德宗之上。楊炎下屬梁崇義反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軍討伐。楊炎認為李希烈“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將來不好收拾，因此固諫不可。德宗又想假李希烈之兵平叛，楊炎又諫不可。德宗非常惱怒，對楊炎說：“朕業許之矣，不能食言”。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楊炎奏請德宗派涇原節度使段秀實建城於原州。段秀實以春天耕作剛開始請求緩行建城，引起楊炎不滿並借此降其官職。不久，又令涇州官兵去建原州城，因調治失誤，險生邊患，這些皆因楊炎以自己的好惡更易主帥的緣故。楊炎死後，宰相李泌曾對德宗說：“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德宗卻說：“卿言固然有理，但是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這就不單單隻是盧杞陷害他這麼簡單了”。
楊炎的冤獄，最直接的原因是宰相盧杞的陷害。
德宗欲除楊炎，便提拔盧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把楊炎轉為中書侍郎，仍平章事。盧杞是個“忌能妒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置之於死”的小人。同時，盧杞才學平平，儀貌醜陋，楊炎對他甚為厭惡，所以盧杞對楊炎一直懷恨在心。
開元初年廢除了中書舍人分管尚書六曹之職，盧杞奏請皇帝給予恢複。楊炎則強烈反對，兩人互不相讓。加之盧杞侵權，密奏主書過錯並逐之，楊炎忿忿不平地說：“中書舍人隻不過是我手下的小吏，越過我的權力而自治，這不是和我公然的對著幹嗎？”兩個人的矛盾日趨尖銳化。
此後不久，德宗問及宰相大臣中可委以重任之士，盧杞舉薦張鎰、嚴郢，楊炎舉薦崔昭、趙惠伯。德宗認為楊炎舉薦不當，罷楊炎宰相之職降為左仆射。這樣，盧杞在權勢上占了上風，並提拔嚴郢為禦史大夫。
楊炎與嚴郢早就不睦，便讓禦史張著彈劾嚴郢，嚴郢因此被降職為禦史中丞。同時，楊炎耳聞源休與嚴郢不和，便提拔源休為京兆尹，讓源休監視嚴郢，而源休升職後反與嚴郢關係曖昧，楊炎弄巧成拙。
盧杞則用楊炎陷害劉晏的方法對付楊炎，唆使嚴郢以楊炎曾把私宅賣為官廨為借口，彈劾楊炎“抑吏貨市私第，貴估其宅”，還脅迫法官枉法判楊炎“監主自盜，罪絞”。兩人勾心鬥角，愈演愈烈。盧杞極盡迫害之能事，並最終占據上風。他利用楊炎不得勢之機，對群臣極力拉攏，排擠、孤立楊炎。
開元中，有人想在曲江南麵建家廟，因皇帝巡幸路過這裏便打消了念頭，而楊炎卻在那裏建起了家廟。有流言傳說：“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德宗聽後更加惱怒，下詔毀了楊炎的家廟，並曆數楊炎過錯。自稱“於將相，義切始終，顧全大體，特有弘貸”的德宗，在把楊炎罷貶往崖州（治所在今廣東崖縣崖城鎮，轄境相當今廣東崖縣、保亭、樂東等縣地）的路上，派人縊殺了年僅55歲的楊炎。很久以後才給楊炎平反，“詔複其官，諡肅湣”。在左丞相孔戣建議下，改諡號為“平厲”。
劉晏與楊炎的死是一種悲劇，而這種悲劇隻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諸多冤獄的重演或再現。最為可悲的是楊炎，在以個人恩怨害死劉晏後的僅一年零三個月也被迫害致死。楊炎自己導演了一出悲劇，而後又成了另一出悲劇中的主角。是曆史跟楊炎開了個玩笑？還是古語所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都不是。劉晏與楊炎的悲劇是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的。
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裏，皇帝專製或大臣當權，多是以自己的好惡定曲直。德宗“保奸傷善，聽斷不令”。楊炎本人也是如此，“睚眥必仇，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憎，不顧公道”。所以，出現劉晏與楊炎這樣的悲劇也就不足為奇了。
唐朝中後期，“朋黨”呈越來越嚴重趨勢。各黨派之間互相傾軋，各不相讓。“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複仇，盧杞為劉晏報怨”。雖然這樣評價劉晏與楊炎的死不夠公允，但從中可以看出一點兩人所遭迫害的端倪。
劉晏與楊炎同為理財家，又都懂得“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的道理。劉晏提出“以養民為先”的理財思想。特別是楊炎的“兩稅法”，確立了“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的征稅原則，從而實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稅收結構由以人頭稅為主向以資產稅為主的曆史性轉變，並為以後朝代所沿襲。雖然兩個人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但兩個人的理財措施又勢必在不同程度上觸動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必然遭到封建勢力的圍攻和迫害。
在封建社會裏，一些人之間或出於派別，或出於個人恩怨，或出於爭權奪利，往往互相利用，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特別是奸臣當道，以置人於死地而後快，製造冤獄成了一些人的升官手段，受害者相應地成了曆史的犧牲品。不管是劉晏抑或楊炎，其悲劇皆在於此。
楊炎曾謂家人說：“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從中可以看出，楊炎對當時所處的曆史環境是有明智的和足夠的認識的。然而，楊炎與盧杞不能相提並論，一個是有才能的理財家，一個是奸佞小人。但是，盧杞陷害楊炎與楊炎害死劉晏相比，就使楊炎自身的悲劇更加可悲了。
重臣功北闕，蒙冤葬南溟
――李德裕之冤
朋黨之爭就是官僚集團內部為爭權奪利而進行的派係鬥爭。唐朝晚期的這種鬥爭，集中表現在牛僧孺、李宗閔和李德裕兩派之間的對立。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憲宗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在對策中極力指責時政之失。主持考試的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對牛僧孺、李宗閔大加稱讚。但由於宰相李吉甫的反對，韋貫之等人都被貶官。這可以說是朋黨之爭的開端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月李吉甫死，其子李德裕繼續與牛僧孺、李宗閔持對立態度，朋黨之爭也就愈演愈烈了。
朋黨之爭，從憲宗到宣宗，曆經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達40年之久，最終以李德裕含冤而死告終。
高門弟子，門蔭入仕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字文饒，趙郡（治今河北趙縣）人。出身於山東世家大族，其宗族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祖父李棲筠，德宗朝官至禦史大夫。父吉甫，憲宗朝兩任宰相，極力讚助憲宗削藩，封趙國公，贈官司空，諡曰忠懿。
李德裕從小就胸懷大誌，苦心攻讀經史，尤其精通《漢書》和《左氏春秋》。他聰敏過人，很受憲宗喜愛。一次宰相武元衡問他在家喜歡讀什麼書他卻緘默不言。李吉甫知道此事後，責問他為何不回答，他卻振振有詞地說“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家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大家聽到此事後，無不稱奇。
李德裕寫得一手好文章，但卻不樂意參加科舉考試。父親勸勉他應試，他卻說：“好騾馬不入行。”似不屑與士子同流。後來遂以門蔭入仕，補官校書郎。當時因父任宰輔，為了避嫌，他不在台省任職，幾次被辟為諸府幕僚。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張弘靖罷相出鎮太原，辟李德裕為掌書記。三年之後，李德裕又隨張弘靖入朝，任監察禦史。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穆宗即位後，李德裕被召入翰林院充學士，朝廷的詔製典冊，大多出自他的手筆。在思政殿召對時，被賜以金紫之服，不久改任屯田員外郎。
唐穆宗不持政道，親戚多所請托，幹涉朝政。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正月，李德裕上疏說：過去規定，駙馬不與朝廷要官相來往，玄宗開元年間禁止尤嚴近日駙馬常至宰相與要官私第，有時泄露機密，交結內外，這是很大的弊病“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李德裕的上疏切中時弊，得到了穆宗的讚同。不久，李德裕轉任考功郎中、知製誥。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依然兼任學士。
當時，錢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私自以女婿蘇巢相請托，西川節度使段文昌告發選舉不公。穆宗向諸學士詢問有關情況，李德裕等人回答說：“誠如文昌言。”於是穆宗下令複試，貶錢徽為江州刺史，李宗閔也由此被貶為劍州刺史。早在元和初年對策時，牛僧孺與李宗閔抨擊時政，已與李德裕父子結下私怨，至此，結怨愈深。這時李德裕已很有名氣，與牛僧孺都有入相的希望。但宰相李逢吉不喜李德裕，長慶二年（公元822年）九月，將李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並引薦牛僧孺做了宰相。
曆任牧守，政績卓著
浙西觀察使駐潤州（今江蘇鎮江）。李德裕赴任時，正值潤州鎮將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任觀察使竇易直竭盡府庫，把財物分賞給將士，致使軍士漸漸驕橫，府庫財用拮據，境遇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李德裕躬身儉約，盡量減少開支，把節餘的財物用以軍需，雖施與不豐，但將卒無怨。他竭力求治，盡心革除對人民有害的陳規陋習。當時，江南崇尚巫祝，迷信鬼神若有父母、兄弟一人得了疫病，全家都棄而不顧。李德裕選擇一些德望高的長老，用儒家的倫理道德加以教化，然後再讓他們回去說服民眾，並對不接受教育的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李德裕還針對當地祠堂多而濫，下令將方誌記載的前代“名臣賢後”祠堂加以保存，其餘四郡淫祠一千零一十所全部拆毀。同時又拆毀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處。結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
長慶四年（公元824年）正月，穆宗病故，子李湛即位，是為敬宗。敬宗年少，卻奢侈無度，雖曾敕令各地不準貢獻，但時過不久，派往各地征收貢品的使者卻絡繹不絕。這年七月，詔令浙西造銀盝子妝具二十件，上進皇宮，共需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上進貢品，對地方官來說是取得皇帝歡心飛黃騰達的好機會，但李德裕考慮到所用金銀數量很大，當時財政困難，向下麵攤派，又會加重老百姓的負擔，人情不安。為此，他上奏朝廷說，“浙西數年已來，災旱相繼，……物力之間，尚未完複”。為了不困疲人，不斂物怨，請求朝廷罷造銀盝子妝具。不久，朝廷又詔令浙西上進可幅盤絛繚綾一千匹。李德裕以其“文彩珍奇，費用至多”為由，再次上疏朝廷，以太宗命李大亮停獻名鷹、玄宗禁止在江南捕鴶諸鳥的故事為鑒戒，極力勸諫敬宗要以太宗、玄宗為榜樣，學漢文帝簡樸的風尚，請求停進繚綾。
李德裕兩次上疏，不諂媚朝廷以求進身，唯以減輕百姓負擔為慮，為官正直清廉。敬宗看了上疏後，回心轉意，罷免了進貢。
敬宗遊幸無常，朝政荒廢，賢能大臣遭逐貶，奸佞之臣卻被進用。李德裕雖身在浙西，卻十分關心朝政，遂於寶曆元年（公元825年）二月，獻《丹扆六箴》。箴在古代是一種文體名，專以規戒為主題。他以《丹扆六箴》諷諫敬宗，一是《宵衣箴》，說古代帝王勤於聽政，無未亮即等待上朝，以諷諫敬宗上朝晚而少。二是《正服箴》，說聖人作服裝，足以效法，雖是遊宴，也服裝嚴整，以諷喻敬宗服禦不合常法。三是《罷獻箴》，借用漢文帝拒收千裏馬的故事，以諷諫敬宗征求珍玩，奢侈無度。四是《納誨箴》，以古代帝王“從善如流，乃能成功”為例，勸敬宗要嘉納忠言。五是《辨邪箴》，勸敬宗不要被諂奸蒙蔽聰明，要善於辨別忠奸。六是《防微箴》，勸敬宗要防微杜漸。
李德裕的《丹扆六箴》使敬宗深受感動，他親筆作詔書，對李德裕的兩次上疏及《丹扆六箴》作了高度的評價。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八月，李德裕被召至京城，任兵部尚書。四朝元老裴度很欣賞他的才幹，舉薦他做宰相，但吏部侍郎李宗閔因得宦官的內助，卻搶先做了宰相，他感到李德裕在朝做官，威脅著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引薦牛僧孺為相，共同排斥李德裕，將他出為義成節度使。翌年十月，又轉任西川節度使。
西川節度使駐成都（今屬四川）。在李德裕來此之前，這裏剛剛遭到一次戰爭的洗劫。杜元穎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他不懂軍事，又不撫恤士卒，隻知敲榨財物。後南詔貴族很快攻占了戎、邛二州，並攻破了成都，掠去了大批人口和財物，西川人民遭受了一場大災難。李德裕到任後，便立即著手收拾殘局，醫治戰爭創傷。
首先是整頓邊防。李德裕從調查研究入手，隻用一個月的時間，便對當地的山川、城邑、道路、關隘都了如指掌。在此基礎上繪製了與南詔、吐蕃有關的軍事地圖，然後大力整頓軍備，加強邊防。他認為邊防軍不在多，而在於精。他精減了老弱病殘，選用善戰而適應當地環境的士卒；同時又從當地每二百戶中抽調一人作為民兵，免除其人的賦役，在農閑時習武，有事打仗，無事務農，稱為“雄邊子弟”。他又感到蜀地工匠造的兵器注重裝飾，華麗而不適用，因而改用安定人造的盔甲，河中人造的弓，浙西人造的弩，很快地組織了一支裝備精良、能攻善守的邊防軍。又在與南詔、吐蕃交界的險要之處分別修築了杖義城和禦侮城等城防，以西拒吐蕃，南拒南詔。為了改善供應，他改變了運糧的時間。過去，從內地運糧供應黎、巂州，常在炎熱的夏季送到，瘴毒之盛，輦夫多死。李德裕改為十月出發，盛夏之前糧食即可運到，這樣既保證了車夫的安全，又能保證糧食的供應。
李德裕還采取了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他明令蠲免苛役重賦，鼓勵樹藝畜牧。他下令把僧尼的私人廬舍全部拆掉，把占用的土地歸還給農民耕種。當時蜀地河中小洲渚田有千餘頃，都是肥沃的良田，原來由農民零星墾種，後被豪強兼並。李德裕上任後均其耕墾，首先照顧貧弱，視其年收入而征稅。李德裕同時還著手改革弊風，當時蜀地很多人私賣女兒，使做富人妾，受人奴役。李德裕下令，凡買的妾，年齡在13歲以上的，在夫家可役使3年；13歲以下的役使五年。期滿以後，要歸還本人父母，嚴令限製買賣人口。
經過李德裕幾年的慘淡經營，西川增強了邊防，發展了生產，社會也漸漸安定下來，從此西川的形勢有了顯著的好轉，吐蕃、南詔再也不敢輕舉妄動。而且在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五月，南詔還主動放還了以前所擄掠的四千人；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還率部下到成都投降，李德裕一麵上奏朝廷，同時派兵迅速入據其城，使淪喪40年之久的維州城，不費一兵一卒，又重新歸還了唐朝。但當政宰相牛僧孺對李德裕懷有私怨，嫉妒他的功高，以“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作為借口，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絕受降，將維州歸還吐蕃，並將悉怛謀及其隨從執送與吐蕃。把三麵環水、一麵靠山的戰略要地維州又拱手送給吐蕃，吐蕃將悉怛謀及其從者“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
李德裕在西川政績卓著，因此於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月，再次入為兵部尚書。李宗閔見唐文宗親信李德裕，唯恐他做了宰相，竭力阻止。但在翌年二月，李德裕仍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封讚皇縣伯，食封七百戶。這時，朝中黨爭激烈，李宗閔、楊虞卿等結為朋黨，幹擾朝政，文宗甚是厭惡，曾和李德裕議論朋黨一事，他回答說：“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不久，文宗將給事中楊虞卿、中書舍人張元夫分別貶為州刺史，再次與大臣議論朋黨事。李宗閔卻做賊心虛地說：“臣一向謹守此事，所以像虞卿這樣的大臣都沒有給予他們美差。”李德裕立即反唇相譏，說：“給（事中）、舍（中書舍人）難道不是美差嗎！”李宗閔無言以對，十分窘迫。不久，李宗閔被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由李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
舊製，郎官非因公事不得私自謁見宰相。李宗閔為相時，往往交通賓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友善載酒到宗閔閣，喝得大醉方離去。李德裕任相後，告訴禦史，無事不得隨便去宰相所在閣。又罷去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並向文宗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由成功。”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文宗患病，鄭注通過宦官王守澄向文宗獻藥，受到親重；鄭注又引薦李訓給文宗講《周易》，頗中文宗心意。八月，文宗要授任李訓為諫官，置於翰林院。李德裕認為李訓是奸邪小人，表示堅決反對；當文宗要宰相王涯改授他官時，李德裕又搖手製止，文宗很不滿意。王守澄、鄭注也怨恨李德裕，於是召回李宗閔輔政。同年十一月，李德裕被罷為鎮海節度使，後又轉任浙西觀察使。開成二年（公元837年），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
北破回鶻，安定邊陲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初，唐武宗即位。九月，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文宗去世時，宰相楊嗣複、李玨根據文宗的旨意，要立敬宗子陳王為太子，但宦官仇士良矯詔擁立了武宗，又在武宗麵前說了前宰相的壞話，於是武宗將楊嗣複、李玨貶出朝外。會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又遣使者要將二人處死。李德裕認為武宗剛即位，誅殺大臣會導致人情不安，盡管楊、李二人一向是牛黨骨幹，他仍以大局為重，不計較個人恩怨，連上三狀，極力論救。他在狀中申明，楊、李二人和自己並無私人情誼，所考慮的是社稷安寧，並說：“臣若苟務於偷安，不敢冒死陳奏。”並一再請求武宗開延英，“當麵論奏”。當武宗開延英時，德裕又“泣涕極言”，說明利害關係。武宗曾三次命李德裕就坐，他卻固執地說：“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在李德裕等人的苦苦相勸下，武宗終於同意赦免楊嗣複、李玨二人之死，並下令追還使者。
武宗即位之初，屢次出獵遊幸，至深夜方還宮，不理朝政。李德裕為此極力上疏規諫。不久，武宗冊拜李德裕為司空。
同年四月，李德裕奏請改撰《憲宗實錄》。在修改過程中，史官鄭亞根據李德裕的意思，削除了李吉甫在元和年間不善的事跡，招致了人們的非議。
早在開成年間，回鶻曾被黠戛斯打敗，此後，他們分散在各地。八月，回鶻中的一支嗢沒斯部脫離了烏介可汗，前來天德軍塞下請求內附。天德軍使田牟貪求邊功，想乘勢出擊，朝臣也多讚成。李德裕則竭力反對。他認為回鶻在平定安史之亂中有功，這次嗢沒斯率部下來降，秋毫無犯，應予以安撫。即使需要出擊的話，天德軍兵力不足，一旦交戰失利，城池必然陷落。如果他們騷擾邊境，即可調動各道兵馬討伐。於是朝廷采納了李德裕的建議賜給嗢沒斯部糧食二萬斛。
會昌二年（公元842年）五月，回鶻烏介可汗公然向唐皇朝提出了索取糧食、牛羊，並要執送嗢沒斯等無理要求，遭到拒絕。此後，又不聽唐朝的警告，一再到邊境剽掠。八月，又越過杷頭峰（今山西包頭附近），進犯大同、雲州等地。牛僧孺等主張“固守關防，伺其可擊則用兵”。李德裕詳細地分析了回鶻的情況，說：“以回鶻所恃者嗢沒、赤心耳，今已離散，其強弱之勢可見。戎人獷悍，不顧成敗，以失二將，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無由退。擊之為便。”武宗讚同李德裕的主張。於是分別調集許蔡、汴、滑等六鎮兵馬增援；以劉沔為回鶻南麵招討使，張仲武為東麵招討使，李思忠為西麵招討使，諸路軍馬在太原會師。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正月，烏介可汗率兵進犯振武，李德裕親自為劉沔製定了奇襲烏介可汗、奪回唐公主的策略。劉沔按照李德裕的戰略部置進兵，他先以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率三千騎兵為先鋒，自己率大軍繼後。石雄率軍到了振武，晚上開地道出城，出其不意地襲擊了烏介可汗牙帳。烏介可汗措手不及，身受重傷，隻率百餘騎倉皇出逃。回鶻兵因失去主帥，亂成一窩蜂。劉沔又率大軍趕到，在殺胡山大破回鶻軍，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並向朝廷奏捷。這次對回鶻的反擊戰，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它維護了唐朝北方邊境的安全，基本上解除了威脅。
指揮若定 平定叛亂
會昌元年（公元841年）九月，李德裕采取正確的策略，平定了盧龍軍亂。在平定了盧龍軍亂不久，又發生了昭義鎮對抗朝廷的事件。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病死，其侄劉稹欲仿效河朔三鎮慣例，要求襲任節度使職務。當時反擊回鶻侵擾的戰事剛剛結束，在武宗與宰相討論此事時，宰相多認為回鶻餘燼未盡，邊境還要加強警備，再討伐澤、潞，恐怕國力難以支持，主張同意劉稹的請求。諫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讚成。李德裕則力排眾議，堅決主張討伐。李德裕還向武宗分析了當時的軍事形勢。武宗聽了，高興地說：“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於是決定對昭義鎮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詔書，諭令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要為朝廷立功，為後代造福，二鎮表示奉詔。接著便命王元逵為澤潞北麵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麵招討使，與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河東節度使劉沔、河中節度使陳夷行合力討伐，並決定於七月中旬，各道兵馬一齊進發。
李德裕總結了貞元、太和年間朝廷伐叛的經驗教訓，一是各藩鎮出兵才離開邊境，軍餉便由國家負擔，則藩帥遷延不再進軍；或是取得一縣或一柵寨，都以為勝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無功。這次剛一進兵，李德裕即奏請武宗，命王元逵徑取邢州，何弘敬直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不攻取縣邑。因此，各路兵馬似尖刀一樣，直插入叛鎮的心髒地區。二是監軍幹預軍政，束縛了將帥的手腳，指揮不力。李德裕又和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商定，監軍不得幹預軍事，隻取少數兵自衛，賞罰與將帥一視同仁，這樣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
李德裕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他隨時注意前線作戰的進展情況，善於抓住薄弱環節，及時正確地處理一些軍務。當他發現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從徐州出發以後，行動遲緩，尚未交戰，便立即上奏武宗，認為李彥佐顧望不前，沒有討叛的意思，及時改派驍將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彥佐後第二天即進擊烏嶺，連破五寨，俘殺叛軍數以千計。王元逵進擊堯山，又擊敗了劉稹的救兵，立了戰功，李德裕則立即奏請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勞，以激勵他將。八月，昭義大將李丕前來投降官軍，當時有人懷疑他是詐降，李德裕對武宗說：“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現在不必問其是否投誠，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要把他們安置於要地就是了。”這一做法，有利於分化瓦解叛軍。九月，叛將薛茂卿攻破科鬥寨，俘虜官軍河陽大將馬繼等，劫掠並焚燒了十七個小寨。當時，人情洶洶，還有人揚言劉從諫在世時，蓄養了精兵十萬，糧草足用十年，難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動搖。李德裕則堅定不移地說：“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李德裕感到河陽兵力較弱，一旦被叛軍擊潰，將影響整個戰局。他奏請武宗，馬上從忠武軍調撥五千人，增援河陽軍，並請求武宗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弦箭三萬支，陌刀二千口，絹三萬匹，及時補足了軍事裝備，很快穩住了陣腳。
正當官軍大舉討伐昭義鎮時，十二月，在調動太原橫水戍卒時，因賞賜不足，軍士嘩變，他們推都將楊弁為首，攻占了太原。這時，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建議兩地都要停止進兵。會昌四年（公元844年）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觀察虛實的中使馬元實，接受了楊弁的賄賂，回朝危言聳聽，大肆為楊弁虛張聲勢，說楊弁兵多將廣，列隊長達十五裏，盔甲刀戈，耀眼奪目，且物資充足，揚言不可討伐。李德裕明察善斷，當場詰問得馬元實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李德裕上奏武宗說：“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舍劉稹。”即時請下詔，調兵進擊楊弁，河東監軍呂義忠召榆社本道兵，“誅楊弁以聞”。楊弁的兵變失敗了，從而也堅定了百官對討伐昭義鎮的信心。
在討伐昭義鎮的過程中，李德裕還善於聽從部下的正確建議。其年閏七月，李德裕聽取了鎮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見，曾有效地對付了叛軍的“偷兵術”，並令鎮、魏兵“進營據其要害”；他還聽取了劉稹心腹、降將高文端的合圍澤州、斷絕固鎮寨水道和招降洺州守將王釗的建議，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個又一個的障礙，加快了討叛戰爭的進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後投降。劉稹的部將郭誼、王協見勢不妙，遂謀殺了劉稹，投降唐軍以贖罪。李德裕識破了郭誼等人的策略，認為劉稹年幼無知，昭義鎮之所以敢對抗朝廷，郭誼等人是罪魁禍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懲治惡人？武宗讚同他意見，命石雄進入潞州，將正在等待朝廷授予節鉞的郭誼、王協等禍首，械送京城。
李德裕老謀深算，發縱指示，曆時一年零四個月的討伐昭義鎮的戰爭勝利結束了。武宗因李德裕勞苦功高，進封太尉、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李德裕讚助唐武宗反擊回鶻和討伐叛鎮都取得了成功，但他又擔心武宗會由此窮兵贖武，不能戢止。因此他上奏武宗，援引了曹操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善射，“不如少息，若弓拔矢鉤，前功皆棄”的典故，勸武宗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武宗聽了，嘉納其言。
十二月，武宗曾與宰相議論選舉，武宗認為抑製公卿子弟不宜過分，李德裕也主張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因為他們從小熟悉朝廷儀範、班行準則，而寒士本不熟悉。李德裕看到進士和考官關係密切，恐怕由此會導致進士隻考慮考官的私惠，忘記了國家教化的恩德，又可能“樹黨背公”，朋比勾結。因此他奏請武宗，進士及第後隻允許一次參見有司，以後不得聚集參謁，不許去私第設宴，並請求罷去耗費很大的曲江大會。
君臣協力 禁斷佛教
唐武宗崇道反佛，道士趙歸真很受武宗親信。諫官擔心他幹擾朝政，紛紛上疏規諫。在延英殿議事時，李德裕也勸諫武宗禁止趙歸真出入禁中，武宗不以為然。李德裕進一步指出說：“小人見勢利所在，則競相奔投真門，如夜蛾之投燭。聽說近日以來，投入真門的人，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在對待道士的問題上，君臣意見不合，但在對待佛教的問題上，君臣的態度卻是一致的。
李德裕一貫反對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十二月，就極力反對濫度人口為僧尼。徐泗觀察使王智興借口給敬宗祝賀誕辰，獲敬宗恩準，於泗州置戒壇，度僧求福。自憲宗元和以來，已敕禁度人為僧尼，此禁一開，人們從四麵八方紛至遝來，江、淮地區來的人最多，隻要交二千錢，即可落發為僧尼。其實王智興以為天子求福為名，自己從中牟取厚利是實。李德裕知道後，立即奏狀以論其奸：“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人落發，意欲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發者無慮數萬。……給牒即回，別無法事。”他進一步指出，“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六十萬丁”。狀奏朝廷，敬宗下詔禁止。此後不久，僧人又謠傳毫州出現了“聖水”，說病人喝了即病愈。江南一帶去求取“聖水”的人絡繹不絕，甚至壅塞了道路。平均每二三十家都雇一人去取，一鬥水賣錢三千，坑害了不少人。李德裕一麵在關津設卡，勸阻製止去取“聖水”的人群，一麵奏狀朝廷，並向朝廷建議下令填塞所謂的聖水。時裴度任輔相，聞狀後下令填塞所謂聖水，從而打擊了“妖僧”的不法行為。到了會昌年間，李德裕位居宰輔，倍受武宗親重，因此，君臣協力，大力禁斷佛教。
李德裕輔政不久，就逐漸開始了禁佛。從會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請，先後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毀了天下小寺山房、蘭若等，對僧尼的一些活動也進行種種限製。會昌二年，曾下令發遣“保外無名僧”，不許置“童子沙彌”，並令原是“雜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還俗；同時，還下令不許僧尼無限止地占有奴婢，規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會昌三年，廢除了摩尼寺，殺摩尼師，財產沒入官府。會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並拆毀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和村邑齋堂，凡所拆毀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還俗，送歸原籍等等。
大張旗鼓地禁斷佛教則是在會昌五年。
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私置莊田，並下令調查天下寺院奴婢和財產的占有情況。從四月起，下令凡50歲以下的僧尼不論有無官照，都勒令還俗，並遣送原籍。
七月，下令並省天下佛寺，大力沙汰僧尼。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刀闊斧的毀佛運動。李德裕先是奏請武宗大力拆除過多的寺廟，又奏請將所廢佛寺銅佛像、鍾磬交付鹽鐵使鑄錢，鐵佛像則交付本州用以製造農具，另將金、銀、玉石佛像銷毀後交付度支。另外還下令，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佛像，自敕令頒布之日起，限一月之內交付官府，如違抗不交，將依禁銅法處分。武宗一一準奏。毀佛的詔令下達之後，李德裕奉製力行，並派出禦史乘驛去各地督促檢查。
在會昌禁佛中，李德裕的態度堅定而嚴厲。有的官員認為毀佛太過火，指責非難。主客郎中韋博指責政令太暴，李德裕把他出為靈州道節度副使，打擊了反對派，從而保證了禁佛運動的順利進行。
八月，武宗頒發詔書，陳述了佛教的弊病，並高度評價了李德裕及中書門下的奏議。
會昌禁佛是繼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後對佛教的又一次沉重打擊。它沉重地打擊了日益盛行的寺院經濟，解放了勞動力，也符合人民的願望。
功成北闕，骨葬南溟
為了儲備物資，加強邊防，會昌五年（公元845年）九月，經李德裕建議而設置了“備邊庫”，要戶部每年從賦稅中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從鹽鐵稅中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第二年減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進奉的助軍財貨也一概儲入，並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
武宗曾與李德裕論及朋黨一事，李德裕列舉了太宗與房玄齡、杜如晦合計國家大事，是“同心圖國，不為黨也”等事指出：“如今所謂的黨，誣善蔽忠，附下罔上，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爭當美差，同流的則給予支持，道不同的則給予壓抑。”李德裕性情孤峭，不肯與勢門相來往，一向厭惡朋黨，在他執政期間斷絕附會，門無賓客。
李德裕在執政期間，中書省的職能作用發揮較好，因而宦官的勢力被削弱了。早在會昌二年四月，大宦官頭子仇士良見武宗日益親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權勢，便散布流言蜚語，稱宰相與度支商定，要削減禁軍衣糧和馬草料等費用，欲以此激怒禁軍鬧事。李德裕聞訊後立即向武宗麵奏此事。武宗很憤慨，馬上召左、右神策軍說明並無此事。仇士良的陰謀被揭穿以後，隻好惶恐地向武宗謝罪。不久仇士良謝病去職。在他死的第二年，便被追奪官爵、籍沒財產。宦官們對此大為不滿，在武宗麵前一再詆毀李德裕，誣蔑他專權。牛黨之中的白敏中之徒也乘機唆使韋弘質上疏，說中書權重，三司錢穀不應由相府兼領。宰相論奏說，大臣是國家的股肱，錢穀是國家的根本，應由宰相兼領，並說韋弘質上疏，與朋黨有關。韋弘質遂被貶官。
會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唐武宗病故，由李德裕攝塚宰。宦官擁立皇太叔光王李忱，是為宣宗。宣宗也以李德裕勳業素高，權重而專。在即位之日，李德裕在太極殿奉冊。事後，宣宗對左右說：“剛才在我身邊的難道不是太尉嗎？當他每次看我時，都使我毛發灑淅。”四月，在宣宗聽政的第二天，李德裕被貶出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李德裕執政多年，位重功高，眾官見他被罷斥如此之快，莫不驚駭。五月，翰林學士白敏中為宰相，他做了宰相之後，牛僧孺、李宗閔等五人同日升遷。九月，李德裕又被解除平章事，貶做東都留守。接著白敏中黨徒李威又檢舉李德裕輔政時的過失，不久，又貶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九月，吳汝納到京城訴訟李德裕，稱李紳誣奏其弟吳湘贓罪，李德裕枉法附會李紳。原來在會昌五年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奏說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又強取顏悅女為妻，據此奏為死罪。有人認為冤枉，朝廷派監察禦史崔元藻等人複審，結果是盜程糧錢屬實，娶婦一事與前案不同。李德裕以為不當，貶崔元藻為端州司戶，依李紳議處死吳湘。李德裕失勢了，吳汝納乘機訴冤。宣宗令複審此案，白敏中以李德裕謬斷刑獄，翌年冬，把他貶為潮州司戶。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李德裕自洛陽由水路南行，趕赴潮州。當船行至淚水時，想到屈原對楚懷王赤膽忠心，卻因讒言被流放，懷恨投汨水而死，他吊古懷今，無限傷感，當即賦詩一首，其詩雲：“遠謫南荒一病身，停舟暫吊汨羅人？”以寄情懷。當年九月，到達潮州不久，又貶為崖州司戶。
李德裕執政時，疾惡朝中朋黨，獎拔孤立無援的寒素之士，士人對他頗有好感。當李德裕謫貶崖州的消息傳開，不少士人吟詩作賦，致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的詩句，表現了士人對他的懷念之情。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正月，李德裕抵達崖州（今海南海口東南）。他心情憂鬱，獨自一人登上崖州城樓，舉目四望，隻見青山環繞，一片荒涼，不由得觸目神傷。又想到自己遠離朝廷，心情愴然。於是感而有作：“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所欲留人在，百匝千遭繞郡城。”同年十二月，李德裕鬱鬱而死。時年64歲。
鹹通元年（公元860年），唐懿宗從延資庫（即備邊庫）路過，見錦帛堆積如山，問左右，有人回答說：“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年的度支備用之餘，盡實於此。所以從那以後，邊庭有急，開支就沒有缺乏了。”當知道李德裕以吳湘獄貶死崖州時，懿宗說：“像這樣大的功勞，一點小罪怎麼夠得上殺頭呢！”右拾遺劉鄴又上表盛讚李德裕的功績，於是懿宗下詔恢複李德裕原太子少保、衛國公的官爵，並贈官左仆射。
李德裕曆仕憲、穆、敬、文、武、宣宗六朝，他興利除弊，銳意進取，多所建樹。可惜一代名相卻因朋黨傾軋而“功成北闕，骨葬南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