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發展農耕生產，增強國力
周的故地以農為本，炎黃傳統代代相承。後稷教民稼穡，周原豐饒。穆公重農，盈糧濟鄰。靈公自然也懂得，在同魏國爭奪河西地的兩軍戰爭中，隻有糧足兵精，有著強大的國力，才能把魏國最後趕出去，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所以，神化炎黃，立畤祭祀，就在於動員國人，遵照“農神”的教導，努力從事農耕生產，增加產量，提高綜合國力，支持戰爭。
3.加強秦人和周人的團結，增強國內人心的凝聚力
秦人建國，舉的是白帝少昊的精神大旗。而周人尊奉炎黃，重視禮製。盡管在國內秦人占據主導地位，又多從事戰事，也接納了周的人才，從周文化中汲取營養。但和占人口大多數的周人及其他少數族相比，終因信仰的不同，畢竟造成情感上的隔膜。如果說在秦文公未作“鄜畤”之前，雍地原來就有“武畤”和“好畤”的話，當地人祭祀的很可能就是黃帝和炎帝。而現在秦靈公神化炎、黃，重新立畤祭祀，共尊其為人文初祖，無疑地從精神上、思想上、行為上起到了向心的作用。“宗教”作為“一人心”的粘合劑，在經過秦國內亂之後的秦靈公那裏是深諳其底蘊的。
炎帝和黃帝，是實實在在的受人愛戴的曆史人物。而秦靈公第一次把他們推向天界，作為上帝，作為頂禮膜拜的偶像，在當時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和積極作用。
帝號的尊貴，從天上轉向人間。及至戰國時七國稱王，王的升級就成了“帝”。秦昭王自稱“西帝”，也想要齊湣王來稱“東帝”。雖然沒有得到當時社會的認可，遂之“去帝複為王”《史記·秦本紀》、《史記·田齊世家》，但謀求稱“帝”的意識終竟在時人的頭腦裏生了根。所以，司馬遷在作《史記》時，就自軒轅始稱“黃帝”起，夏、殷朝諸位君主名前都冠上了“帝”號。隻有周朝是個例外，諸君一律稱“王”。那大概是因為西伯昌本人自稱“文王”而帶的頭。不論怎麼講，天上諸帝並存，就有了主次的區別。主者尊貴，居於領導地位；次者非一，就有了分工位序、各司專職的需要。天界偶像秩序，是人間統治的影子。人世間追求一統的想法，成了普遍的社會心態。
三、五方對應，天下一統
雖然至秦靈公時，秦地已有了白、黃、炎、青等四帝，而且由模糊的影像轉為有實指的人。不過，要把他們作為天界的四方之神，恐怕在這時似乎隻是一種朦朧的意識。而真正付諸實施的，那還是戰國以後的事。有五行搭配關係的，主要者如下表：
配者五行土金木水火五方中西（白虎）東（青龍）北（玄武）南（朱雀）四季六月秋春冬夏五色黃白青黑赤四神白虎青龍玄武朱雀天帝黃帝白帝（少昊）青帝（太昊）黑帝（顓頊）炎帝
秦獻公之所以在櫟陽立“畦畤”，卻是緣於兩個特殊而又顯滑稽的理由。據《封禪書》記載：一個是周太史儋對獻公說：“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複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另一個是在櫟陽地方，天上落下了金子。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必是國家昌盛的好兆頭。分合嬗遞和五行之瑞，本來就是陰陽五行說的一套理論。而現在盡管“畦畤”祭祀的對象仍然是白帝，但畢竟透露出了秦人接受“五德終始”的影響。當然，作這樣的倡導無疑對“子孫飲馬於河”的信念是一種精神的鼓舞和力量的加強。
戰國並立，兵革相向。固土與外侵，往往是大國這時並用的兩種武力形式。因為國家存在的與否，都麵臨消滅別國或被別國消滅的可能。秦人立國之後，越過隴東高原，沿著渭水，一次又一次地遷徙自己的國都，隨著周退秦進的發展趨勢，地盤在不斷擴大。秦國同魏國在河西地上的軍事較量，也不意味著把“以河為界”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當周天子失去“共主”地位而無力回天時，追求霸王、奄有天下的想法可以說各國是共同的。而這時，鄒衍的“五德終始”學說給霸權主義者提供了理論根據。“兆五帝於四郊”，本來就是“小宗伯”的職責之一《周禮·春官》。鄭玄注解的“五天帝”，就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那麼，天界“封神”的結果就成了這麼一幅統治藍圖：東方是青帝（太昊）、西方是白帝（少昊）、北方是黑帝（顓頊）、南方是炎帝，黃帝居於中央。當然，居中的黃帝是天界諸神的主導。從此，人間對五帝的祭祀之隆重，就成了壓倒一切的祭祀。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人們的五帝之尊雖對的是“天上”，而實際用意則在於“天下”。春秋末年，有人就“褅禮”問孔子。他回答說：“不知。知褅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把天下看作手掌，觀覽全局竟是如此的容易，這大概是各諸侯國夢寐以求的“天下一統”的目標。不可諱言，秦國豈不也是如此！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稱帝，推五德之傳，說“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史記·封禪書》。在這裏，五行的終始相克、對應的顏色、祥瑞對人事的影響等等，可以說是環環緊扣。隨後，東巡郡縣、封禪大山，為天帝的祀典奠定了天子之禮的規模。
天有五帝，各主一方。但秦僅立四畤，漢高祖遂為黑帝立了“北畤”。五天帝俱全，西漢或分祭，或合祭，故而有不辭勞苦地“祠五畤”、“郊泰畤”之遠旅，也有望祭同宇的“渭陽五帝廟”和“長門五帝壇”的近祀。更進一步認為“五帝是泰一之佐”，在甘泉宮更築“泰畤”。使“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漢書·郊祀誌》。以後，又在長安附近立南北郊。雖然遠近無一，分合常變，固然是西漢社會動蕩的一種曲折反映。但秦漢對天帝秩序的整理，畢竟是為鞏固一統天下和中央集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