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諸說說明，要想對資料匱乏的遠古曆史進行研究並取得共識有多難。筆者認為，其中多數說法都是“神話曆史化”假說的產物，屬於後起之義。黃帝與黃土、黃色有關的說法雖然摻雜進去了陰陽五行說的成分，但還是最接近黃帝的本義。我們的祖先用與自己的生存最息息相關的火和黃土來命名自己的部族，並把炎、黃與祭祀結合起來，當作榮譽稱號贈送給自己部族的首領和英雄，難道還有比這更合乎情理的解釋嗎？
3.炎黃二帝的發祥地及陵寢王妍將炎黃二帝發祥地的觀點歸納為東西南北四方說（參見《炎黃二帝發祥地之紛說》，《華夏文化》2003年第1期）。筆者認為四方說漏掉了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地區。
關於炎帝的發祥地有陝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肅、山東、河南、四川、河北等說法，其中影響較大的是陝西說、湖北說和湖南說。陝西寶雞說的主要依據是《國語·晉語》：“炎帝以薑水成”；《水經注·渭水》：“岐水又東逕薑氏城南，為薑水。”還有寶雞地區發現的大量仰韶文化遺址以及民間傳說。徐旭生、郭沫若、翦伯讚、白壽彝、張豈之、鄒衡、王玉哲、何光嶽等均持此說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頁；郭沫若：《中國史稿》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頁；翦伯讚：《中國史綱要》（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頁；白壽彝：《中國通史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頁；張豈之：《從炎黃時代到周秦文明》，《炎帝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鄒衡：《炎帝的原生地究竟在哪裏？》，《炎帝與漢民族論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頁；何光嶽：《炎帝八世考》，《尋根》1997年第1期。湖北隨州說的主要依據是鄭玄注《禮記》：“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烈山氏”；《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以及當地的神農遺跡和傳說。吳量愷、劉玉堂、劉禮堂等持此說吳量愷：《神農氏的興起與炎帝文化的效應》，《炎帝與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劉玉堂：《炎帝神農氏生地考》，《炎黃文化研究》第4期；劉禮堂：《炎帝神農與中華文明》，《炎黃文化研究》第6期。湖南九嶷山說的主要依據是屈原的《遠遊》：“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張守節《史記正義》：“神農氏，……又曰連山氏。”位於湘粵桂交界的九嶷山地區古代曾稱連山縣、連山郡。1995年在九嶷山附近的道縣玉蟾岩發現了距今一萬年前的栽培稻穀殼。林河、梁紹輝、任俊華、陳先樞等持此說林河：《炎帝出生地的文化考析》，《民族藝術》1997年第2期；梁紹輝、任俊華：《連山氏與炎帝考》，《炎帝文化與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嶽麓書社2002年版；陳先樞：《“炎”的意義與湖南的炎帝傳說》，《炎帝與漢民族論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蒙文通、李學勤、劉彬徽等籠統地講“南炎北黃”。蒙文通把炎帝劃歸江漢民族蒙文通：《古史甄微》，轉引自李學勤、張豈之總主編，鄭傑祥主編：《炎黃彙典·文論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李學勤指出“黃帝、炎帝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地區，一個是中原的傳統，一個是南方的傳統。”李學勤：《古史、考古學與炎黃二帝》，《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頁。劉彬徽認為“中華文化的本源正是南炎北黃二元耦合而成”劉彬徽：《炎黃文化的考古學思考》，《炎帝與中華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頁。此外，關於炎帝葬地有湖南炎陵、陝西寶雞、山西高平諸說，茲不贅述。
之所以出現諸說紛呈、莫衷一是的局麵，一是炎帝記載稀少且在流傳過程中增益變異的緣故；二是炎帝與神農氏的合並造成的兩方麵史料的交雜和矛盾；三是受陰陽五行說的影響，炎帝居火德，被配為南方之帝，於是炎帝傳說遷往南方，湖南也就有了炎帝陵趙世超：《炎帝與炎帝傳說的南遷》，《炎帝·薑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頁；葉林生：《炎帝考》，《河北學刊》1995年第1期；劉複生：《“長沙炎陵”說的緣起》，《社會科學研究》2003年第4期。清代學者袁枚曾在《盤古塚》一詩中感歎：“名字虛無姓渺漫，當年誰與葬衣冠？……數典更無前輩在，留墳似與後人看。”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頁。眾所周知，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下葬時是“不封不樹”的，現在所看到的遠古帝王陵墓應是後來的產物。“從曆史科學的意義說，沒有一個地方的‘炎帝陵’是當時埋葬炎帝的真實的陵墓。但從民俗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地方的炎帝陵卻都有存在的價值，它們都證明了華夏族的始祖之一炎帝族曾在那裏生存和活動過，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景明：《神農氏·炎帝》，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頁。此言甚確。對於今天散布於全國各地的紀念伏羲、女媧、黃帝、炎帝、蚩尤、太昊、少昊等遠古時期人物的陵、祠，我們都應做如是觀。
關於黃帝的發祥地有河南、陝西、河北、甘肅、山東、遼寧、內蒙、湖南、廣西諸說，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河南新鄭說、陝西北部說、河北涿鹿說、山東壽丘說和甘肅天水說。河南新鄭說的文獻依據主要是《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居軒轅之丘。”《大戴禮記》：黃帝“有聖德，授國於有熊”。《帝王世紀》：“新鄭，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大明一統誌》：“軒轅丘在新鄭縣境，古有熊氏之國，軒轅黃帝生於此故名。”李學勤說：“黃帝生於軒轅之丘，所居在新鄭，其說淵源有自，鑿然可據。”轉引自《新鄭黃帝故裏故都史料拾零》，《光明日報》2005年4月19日。錢穆、蒙文通、戴逸、鄭傑祥等均持此說錢穆：《黃帝》，第9頁；蒙文通：《古史甄微》，陝西旅遊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鄭傑祥：《黃帝與夏族的起源》，《炎黃彙典·文論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頁。陝西說的主要依據是《國語·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姬水或說可能是岐水，或說可能是渭水，前者在陝西，後者主要流經陝西。黃帝陵在陝西中部，黃帝族後裔周人發祥於陝西西部。徐旭生說：“看古代關於姬姓傳說流傳的地方，可以推斷黃帝氏族的發祥大約在今陝西的北部”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頁。張豈之明確指出“黃帝出生於陝北黃土高原”張豈之：《黃帝與陝北黃土高原》，《炎黃彙典·文論卷》，陝西旅遊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頁。林祥庚、柏明、李穎科、何炳武等也認為黃帝發祥於陝西林祥庚：《中華民族的象征——黃帝及其傳說之試釋》，《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柏明、李穎科：《黃帝與黃帝陵》，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頁；何炳武：《黃帝與中華文化》，陝西旅遊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河北涿鹿說的主要依據是與黃帝緊密相關的涿鹿之戰和阪泉之戰的戰場均在河北涿鹿。甘肅天水說的主要依據是《水經注·渭水》：“黃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裏軒轅穀。”山東壽丘說的主要依據是《帝王世紀》：“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而壽丘即今山東曲阜。此外，關於黃帝葬地除陝西黃陵最著名外，還有甘肅正寧、河北涿鹿、河南許州、山東曲阜諸說參見柏明、李穎科：《黃帝與黃帝陵》，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3頁。
《淮南子·主術訓》：“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穀，西至三危，莫不聽從。”《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鬻，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上述記載不免有些誇大，炎黃二帝未必真的到達過如此廣大的地區，但說炎黃二族或炎黃後裔擴散、遷徙到這些地區是有可能的。至少我們可以說炎黃文化曾在中華大地上廣為傳播，這也正是後世在關於炎黃二帝生葬地及活動範圍等問題上忽南忽北，時東時西，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重要原因之一。今人隻有從炎黃文化的大視角去審視關於炎黃生葬地的歧爭，才會發現其價值和意義，才不會糾纏於具體的某個地方。
4.炎黃二帝所處的時代
學術界對炎黃二帝所處時代的看法，如果按社會形態來劃分有母係氏族社會說、父係氏族社會說和母係氏族社會向父係氏族社會過渡說。鄭慧生、龔維英、趙國華等認為炎黃時代屬於母係氏族社會，炎黃二帝等氏族首領都是女性鄭慧生：《我國母係氏族社會與傳說時代——黃帝等人為女人辨》，《河南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龔維英：《原始崇拜綱要》，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引發了炎黃的性別之爭趙強：《近十年來關於黃帝等人性別研討綜述》，《煙台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汪寧生雖未直接論證黃帝等人的性別，但卻澄清了一個事實：人類未必要經曆母係氏族社會，即使在母係社會，也不存在所謂的母權製汪寧生：《易洛魁人的今昔——兼談母係社會的若幹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1期。這就從根本上顛覆了女性說的理論依據。李衡眉也認為“即使在母權色彩十分濃重的氏族社會裏，氏族首領的角色也隻能由男性充當而與女性無緣”李衡眉：《古史傳說中帝王的性別問題》，《曆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並從史實上對女性說進行了辨析和否定。
郭沫若認為炎黃氏族生活“在四千年之前，大約相當於父係氏族公社時期或者略早一些。”郭沫若：《中國史稿》第一冊，陝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8頁。劉寶才“將炎黃時代的時間範圍確定為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間，相當於社會發展史的氏族社會後期，即父係氏族社會階段。”劉寶才：《論炎黃時代》，《先秦文化散論》，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頁。林祥庚提出“黃帝傳說所反映的社會發展階段應是母係氏族社會向父係氏族社會轉化的階段。”林祥庚：《中華民族的象征——黃帝及其傳說之試釋》，《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
對炎黃二帝所處時代的看法如果按考古學文化來劃分有仰韶文化時期說、龍山文化時期說和新石器時代說。蘇秉琦指出：“現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長足的發展，本身就可以大體複原遠古時代的漫長曆史，傳說資料反而隻起參照作用。”蘇秉琦：《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史學史研究》1991年第3期。他認為五帝時代的上限應不早於仰韶時代後期，下限應是龍山文化。嚴文明也認為炎黃屬於仰韶文化嚴文明：《炎黃傳說與炎黃文化》，《炎黃彙典·文論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2頁。李學勤指出炎黃二帝以及黃帝之後的傳說與龍山文化是有聯係的李學勤：《古史、考古學與炎黃二帝》，《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頁。張豈之則將炎黃時代定位於距今5000年左右張豈之：《我看炎黃時代》，《春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頁。吳汝祚在為《炎黃彙典》撰寫的考古卷中說：“炎黃時代是從距今七、八千年左右至五千年左右，經曆了約有三千年之久。”吳汝祚主編：《炎黃彙典·考古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頁。羅琨認為“‘炎黃’一語跨越的時代曆經六千年，包括了氏族製度的繁榮和解體，包括了整個新石器時代。”羅琨：《“炎黃”、“黃炎”與黃帝陵》，《炎黃文化研究》第1期。
5.炎帝與神農氏的關係
先秦典籍要麼像《國語》、《左傳》那樣隻提炎帝，要麼像《孟子》、《莊子》、《商君書》那樣隻提神農氏。在同時提及炎帝（赤帝）和神農氏的《逸周書》、《管子》、《呂氏春秋》中，炎帝和神農氏各有事跡，顯係兩人。司馬遷作《史記·封禪書》時稱：“神農封泰山，禪雲雲；炎帝封泰山，禪雲雲。”首先將神農氏和炎帝聯稱的是《世本》，但有學者認為，“如果《世本》真有這條資料，從春秋至漢代不會沒有學者援引，……可見這條資料當為西漢以後才竄入。”景明：《神農氏·炎帝》，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頁。筆者以為目前所見《世本》皆為後世所輯，因此炎帝與神農氏聯稱是否原本就殊難判定。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中明確使用“炎帝神農氏”一稱，王符的《潛夫論》繼之，皇甫謐更是在《帝王世紀》裏為炎帝神農氏寫了份完整的“履曆表”，將炎帝與神農氏、列山氏、連山氏統統整合到一起。此後“千餘年來，大家對於‘炎帝神農氏’一名安之若素，所有的曆史書上都這樣寫了”顧頡剛：《古史辨》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63頁。其實早就有人質疑“炎帝神農氏”的提法。三國時的譙周在《古史考》中批評了王符的做法，清代學者崔述在《補上古考信錄》裏說：“然則帝與黃帝之前自為神農氏與炎帝無涉也。”徐旭生也斷言：“炎帝絕不是神農”⑦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頁、40頁。龔維英在探討了“炎帝神農氏”形成的過程後認為，所謂“炎帝神農氏”的提法“當是戰國末期的儒者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曆史趨勢和時代潮流而對古史做出係統的綜合整理的結果”龔維英：《“炎帝神農氏”形成過程探索》，《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高景明則認為這是西部學者為了宣傳自己地區“人傑地靈”的光榮傳統的產物景明：《神農氏·炎帝》，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頁。
讚同將炎帝與神農氏合二為一的學者更多。讚成的主要理由是神農氏是一個時代，炎帝是神農氏時代最傑出的代表，故而將神農稱號冠之以炎帝，將炎帝與神農氏聯稱不無可以。張序民說：“炎神既已合並，也有理可通，我們現今無必要也沒可能作硬性的分離。”張序民：《炎帝·神農氏·烈山氏》，《炎帝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頁。這或許代表了多數學者的共同心聲，也是我們在對待炎帝與神農氏關係問題時比較現實的選擇。
6.炎帝與黃帝的關係
炎帝與黃帝同為中華人文初祖，共享尊榮。在二者的關係問題上主要有同族說和異族說。同族說又分同胞兄弟說和雙胞氏族說。《國語·晉語》：“昔少典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後人據此多以為黃帝和炎帝為同胞兄弟。賈誼《新書·製不定》：“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此後炎黃為兄弟之說不絕於書。晉代學者郭璞在注《山海經·大荒東經》時有一個正確的解釋：“諸言生者，當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徐旭生在肯定郭說後指出：“少典生黃帝、炎帝，是說後麵這兩個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說這兩位帝是少典個人的兒子。”⑦何光嶽認為炎帝族和黃帝族“構成了古老的雙胞族”何光嶽：《炎黃源流史》前言，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異族說認為黃帝族為華夏，炎帝族為蠻夷。蒙文通將黃帝劃入河洛民族，將炎帝歸入江漢民族。王獻唐提出炎黃既不同父，也不同族，“當時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及羌、氐諸族，泰半為炎帝之後。”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轉引自《炎黃彙典·文論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頁。盡管異族說不認為炎黃同族同源，但卻認同炎黃兩族聯姻通婚之說。所不同的是同族說認為炎黃二族世代通婚，而異族說認為炎黃二族是從阪泉之戰後才開始聯姻的。
7.炎黃二帝的發明創造
據史籍記載，炎帝神農氏培育粟穀、製作耒耜、耕而作陶、發明醫藥、日中為市、始作弦琴等；黃帝的發明創造遍及衣、食、住、行和社會製度方方麵麵。炎黃二帝簡直就是兩大發明家。齊思和對此批評說：“凡器之不知確始於何時者，皆委之為黃帝所作。”齊思和：《黃帝之製器故事》，《炎黃彙典·文論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頁。梁啟超卻認為：“古籍記載事物之創作，歸諸黃帝時者十而七八，雖多或出比附，要非絕無根據。”梁啟超：《太古及三代載記》，《飲冰室合集》專集四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錢穆認為：“古代的發明者不是聖王就是賢臣，並不是隻有他們能發明，更不是他們有發明者的專利權。因為隻有他們才能被人知道，被人記憶流傳，後來隻能認為是他們的發明。”錢穆、姚漢源：《黃帝》，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23-24頁。筆者認為那麼多的發明創造絕非炎黃二帝所能完成，必定是由許許多多的先民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曆盡艱辛，摸索感悟，反複實踐出來的。其中一些發明如原始農耕和取火熟食早在炎黃時代以前就有了，而另一些發明如文字、五行思想恐怕是在炎黃時代以後才有的。還有一些發明如農耕與織衣，既說是黃帝的，又說是炎帝的。這些都說明炎黃二帝發明創造的故事是我們對遠古時期的“集體記憶”，炎黃二帝是那個時代的代表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