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炎黃文化的界定
炎黃文化研究已曆百年，但“炎黃文化”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卻比較晚。“炎黃文化”一詞最早何時出現已難以確考，廣泛使用大概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
如何界定炎黃文化？這是炎黃文化研究必須回答的問題。學者們各抒己見，提出了廣義和狹義炎黃文化的概念。徐敏認為，狹義的炎黃文化指原始社會晚期，活動於黃河中下遊的部族文化。……廣義的炎黃文化，從堯舜到整個封建社會都可以算。華上民：《“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學術討論會述略》，《中國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8期。劉綱紀認為，炎黃文化“指的是炎帝與黃帝時代的中國文化”，“從廣義理解來看，由於炎黃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源頭、始基，因此我們也可用炎黃文化一詞泛指、代稱中華文化。”劉綱紀：《略論炎黃文化與現代文明》，《炎黃文化與現代文明》，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頁。應永深、胡振宇也認為，“狹義上的‘炎黃文化’當即指炎黃二帝時代的文化；而廣義上的‘炎黃文化’，則應是指炎黃二帝開始，前後承接不斷、相沿至今的中國傳統文化。”應永深、胡振宇：《炎黃二帝與炎黃文化》，《炎黃文化研究》第3期。
目前多數學者所說的炎黃文化指的是廣義的炎黃文化。正如戴逸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所說的‘炎黃文化’，通常是指中國各民族祖先共同創造的曆史文化成果的總和。”戴逸：《研究炎黃文化建設現代文明》，《炎黃文化與現代文明》，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頁。筆者認為狹義的炎黃文化是廣義的炎黃文化的基礎，廣義的炎黃文化是狹義的炎黃文化的拓展，二者同等重要，不可或缺。但在廣義和狹義的炎黃文化之間似乎還可以劃分出一種“中義”的炎黃文化來。筆者把這種介乎於廣狹之間的炎黃文化定義為發端於炎黃時代並在炎黃時代以後對炎黃傳說進行闡發的文化，如黃老學；托名炎黃的典籍；中醫學裏的黃帝、神農；道教中的炎黃；民間的炎黃傳說；曆代對炎黃的祭祀；曆代對炎黃二帝的研究，等等。“中義”的炎黃文化既突破了狹義炎黃文化的時間限製，又避免了廣義炎黃文化失之寬泛的不足。
9.炎黃文化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費孝通指出：“中華文化不斷豐富、創新的發展，正是由於有炎黃二帝為代表的遠古文化作為源頭的始基；中華文化的許多精髓，是從炎黃時代起一脈相承的。”“幾千年來，炎黃二帝作為中華民族始興和統一的象征，對於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民族認同和增強凝聚力、向心力，發揮了巨大作用。”費孝通：《弘揚炎黃文化振奮民族精神》，《光明日報》2002年4月9日。瞿林東認為，炎黃文化是中華民族古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先進的文化，其價值在於反映了中國曆史的大一統趨勢，顯示了頑強的生命力華上民：《“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學術討論會述略》，《中國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8期。李紹連認為“炎黃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之根源，又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象征。”李紹連：《炎黃文化與炎黃子孫》，《中州學刊》1992年第5期。筆者認為，“尊崇黃帝的曆史就是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形成與發展曆程的縮影”，“尊黃促進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鞏固”，“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高強：《尊崇黃帝現象論綱》，《華夏文化》2004年第4期。鄧樂群說：“在民族大融合時期，炎黃文化具有協和百族、揖睦四鄰的整合作用，但一旦麵臨外敵入侵、民族危急的緊要關頭，炎黃文化又以其深厚的同根意識和強有力的凝聚作用，喚醒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擯棄前嫌，共同禦侮同強。”“炎黃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加強炎黃文化研究，已成為中華民族再凝聚的時代需要。”鄧樂群：《當代炎黃文化熱的興起及其時代意義》，《當代思潮》1994年第6期。魯諄認為炎黃文化研究對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對於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對於深刻認識中華文化的基本特性，對於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對於鞏固和加強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團結，對於發揚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義。魯諄：《世紀之交的炎黃研究與中華文化》，《炎黃文化研究》第6期。可謂是對炎黃文化研究價值的全麵總結和準確概括。
10.關於“炎黃子孫”稱謂的歧爭
辛亥革命時期，鄒容、劉師培、章太炎等革命派人士均認為“炎黃之裔，厥惟漢族”劉師培：《攘書》，《劉師培辛亥前文選》，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5頁。類似言論在當時革命派的報刊論著中比比皆是，並同改良派就“黃帝子孫”稱謂的含義展開過辯論參見高強：《革命派與改良派關於“黃帝子孫”稱謂的歧爭》，《煙台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1989年，葛劍雄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炎黃子孫不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同義詞》一文，認為“炎黃子孫”這一提法不符合華夏（漢）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曆史，不符合今天中華民族的實際，不利於統一大業和國際友好葛劍雄：《炎黃子孫不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同義詞》，《光明日報》1989年7月5日。葛劍雄在其撰寫的《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統一與分裂——中國曆史的啟示》（三聯書店1994年版）、《往事和近事》（三聯書店1996年版）等著作中多次強調了這一觀點。1997年，文懷沙在《中華根與本》一書的題記中指出：“說‘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對的；說中華民族就是炎黃子孫，那肯定是錯的。”文懷沙、邵盈午：《中華根與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版。此後主張慎用“炎黃子孫”一詞的呼聲時有所聞劉竹孫：《請慎用“炎黃子孫”詞語》，《傳媒觀察》1997年第9期；宋友權：《新聞傳媒應慎用“炎黃子孫”的提法》，《中國廣播學刊》1998年第2期。2000年，美籍華裔學者孫隆基撰文指出：“中國人都是‘黃帝子孫’的說法，則是20世紀的產品”孫隆基：《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杜榮坤、白翠琴從民族學、考古學、曆史學等角度進行剖析後認為，“炎黃子孫”主要指漢族，而不能涵蓋所有少數民族，“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之提法，更符合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曆史發展實際情況及現狀杜榮坤、白翠琴：《對“炎黃子孫”提法之我見》，《炎帝與漢民族論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7頁、432頁。
持相反意見的人更多。1899年，康有為在對加拿大華僑演講時說：“我國皆黃帝子孫，今各鄉裏，實如同胞一家之親無異。”湯誌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03頁。1935年，於右任稱：“中華民族之全體，均皆黃帝之子孫。”於右任：《黃帝功德記》序，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38年，陳子怡在《中華民族，黃帝子孫，一耶？二耶？》一文中認為“中華民族是黃帝子孫”陳子怡：《中華民族，黃帝子孫，一耶？二耶？》，《西北史地》1938年第1期。1944年，錢穆在《黃帝》一書中說：“我們自稱為‘炎黃子孫’，是很有道理的”錢穆、姚漢源：《黃帝》，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22、23-24、7頁。顧頡剛認為中國人全為黃帝子孫的說法是編造出來的，但“實有團結各個不同的民族為一個大民族之作用”顧洪編：《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台灣學者張其昀在《中華五千年史》中說：“凡我中華兒女，莫非黃帝子孫”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第一冊，轉引自《中文大辭典》第38冊，第443頁，（台灣）中國文化研究所1968年印行。台灣學者陳致平在《中華通史》中也認為，“從文化的觀點來說我們確是黃帝的子孫”陳致平：《中國通史》第一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4年版，第142頁。台灣人類學家李亦園在《黃帝子孫的形象》一文中說：“中國人自稱為黃帝的子孫，視黃帝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黃帝的形貌如何較不重要，重要的是黃帝確確實實存在人們心中，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一股力量。”李亦園：《人類的視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頁。1989年葛劍雄的文章發表後，再度引發學者們對“炎黃子孫”稱謂的討論。《光明日報》連續發表了員力、李紹連的文章員力：《也談“炎黃子孫”》，《光明日報》1989年9月6日；李紹連《炎黃二帝與中華民族文化》，《光明日報》1989年10月25日，表達了與葛劍雄不同的看法。隨後鄧樂群、李侃、穀苞、李學勤、邸永君等紛紛撰文，辨析“炎黃子孫”稱謂的含義。李學勤說：“古代中國的各個民族，即使在血緣譜係上與炎黃傳說無關，從文化來說，仍然在炎黃以來的大文化圈內，並且有所參與，有所貢獻。……今天世界上華人華裔自稱炎黃子孫，是有道理的。”李學勤：《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鄧樂群認為“炎黃子孫”是“港、澳、台同胞與海外華人尋根認同的廣泛自稱”，是“廣大中華兒女充滿民族自豪感的普遍代稱”鄧樂群：《“炎黃子孫”稱謂的文化意蘊》，《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1年第5期。穀苞的結論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炎黃子孫，固然不能排除血統上的遺傳關係，更重要的則是文化傳統上的繼承關係。”穀苞：《關於如何正確理解炎黃子孫的探索》，《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李侃說：“所有中國人，幾乎都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我想這種承認，並不僅或者主要不是血緣上的‘認祖歸宗’，而是文化上的尋根認同。”李侃：《炎黃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初步思考》，《炎黃文化與現代文明》，武漢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頁。邸永君認為“炎黃子孫”的“子孫”並非指血緣意義上的“子子孫孫”，而是文化意義上的“徒子徒孫”。“在全球範圍內，能有一個被所有中華兒女所接受的具有文化方麵象征意義的總體稱謂是必要的。而這個總體稱謂非‘炎黃子孫’莫屬。”邸永君：《關於“炎黃子孫”內涵的闡釋》，《炎帝與漢民族論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434頁。
筆者認為，“炎黃子孫”是尊奉炎黃二帝為始祖的人們共同體的自我稱謂，不具有族稱所具有的他稱性和規範性。“炎黃子孫”稱謂萌芽於先秦時期，初步形成於秦漢時期，蟄存於魏晉以降到清末以前，勃興於辛亥革命時期，重構於中華民國時期，複興於改革開放以來。該稱謂在古代處於自發狀態，近代以來進入自覺狀態，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產物，反過來又促進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其濫觴期恰為中華民族的雛形期（先秦秦漢時期），勃興與重構期恰為中華民族的危機與抗爭期（清末與民國時期），複興期恰為中華民族的複興期（改革開放時期）。“炎黃子孫”稱謂是血緣符號，更是文化符號，其指稱對象經曆了炎黃部族——華夏族——漢族——中華民族的變化。我們應逐步淡化其血緣色彩，強化其文化認同，使之成為凝聚中國人心，弘揚民族精神，複興中華民族的寶貴資源。
炎黃文化研究除上述成果外，還有炎黃族的圖騰、軒轅釋義、姬薑二姓之來曆、曆代對炎黃的祭祀、阪泉與涿鹿之地望、炎黃與蚩尤的關係、黃老學、炎黃精神、炎黃文化與儒、道、法、陰陽各家的關係、炎黃文化與周秦文化、河洛文化、齊魯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楚文化等地域文化的關係等。限於篇幅，恕不一一介紹。
三、炎黃文化研究的思考
百年來炎黃文化研究有了長足發展，無論是在理論構建、資料整理，還是在具體研究、服務現實方麵都取得了豐碩成果。然而，當我們冷靜地審視炎黃文化研究的成果，客觀地分析炎黃文化研究的現狀時，仍能發現一些有待進一步突破的問題。
第一，炎黃文化研究的論文不少，但學術著作不多，尤其是全麵係統地論述炎黃文化的專著至今尚無。係統地梳理炎黃文化的源流，全麵地認識炎黃文化的內涵，準確地把握炎黃文化的實質，是今後需要加強的方麵。
第二，以前受疑古思潮影響，過分懷疑典籍所載炎黃傳說，甚至完全否定炎黃的存在。近年來在走出疑古、糾偏正誤的同時，又出現了對炎黃傳說完全相信，不加分析隨意使用和解釋的傾向。如有的論著把炎黃二帝等傳說人物的生卒年、在位時間等都詳細地排列出來，看似清晰有序，實則令人無法信服。筆者以為在炎黃研究上還是應該堅持從大處著眼，宜粗不宜細，疑者存疑的原則，這樣才能使研究良性地、持續地發展下去。
第三，在炎黃文化研究中，對炎帝文化和黃帝文化的共性說得多，對二者的差異性極少論及。台灣學者李子弋曾指出黃帝文化“在朝”，具有政治性、安定性、製度性和大陸性；炎帝文化“在野”，具有經濟性、流動性、開創性和海洋性李子弋：《談炎帝與薑炎文化》，《炎帝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頁，頗有啟發性，可惜沒有展開論述。1990年，有學者在湖北隨州舉行的“炎帝神農氏文化暨炎帝神農故裏”研討會上提出，要改變“重黃輕炎”的現象劉永國：《首次“炎帝神農文化暨炎帝神農故裏”研討會述略》，《中國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2期，但卻未見撰文論述。筆者與田延峰合作發表的《“重黃輕炎”現象及其文化透視》一文，從“重黃輕炎”現象的表現、原因、影響等幾個方麵對炎黃子孫尊崇黃帝甚於尊崇炎帝的現象進行了初步的探討高強、田延峰：《“重黃輕炎”現象及其文化透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實際上也涉及到炎帝文化與黃帝文化的差異問題。
第四，近年來炎黃文化研究的一大特點就是與地域文化的結合。地方政府的重視和各地學者的參與使得炎黃文化研究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發展動力。各地爭相舉行研究炎黃的會議和祭祀炎黃的活動，“這是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新潮中的一種積極的文化現象”彭曦：《對炎帝文化研究的幾點思考》，《炎帝與漢民族論集》，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頁。但毋庸諱言，也有負麵影響。具體表現在炎黃生葬地問題研究中的功利性、實用性，有學者稱之為“諸侯經濟”影響下的“諸侯文化”趙世超：《炎帝與炎帝傳說的南遷》，《炎帝·薑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頁。還有一些學者生硬地將考古文化乃至具體遺址與炎黃二帝對應、掛鉤。李學勤說：“我個人認為，千萬不可以簡單地把某一個考古文化同傳說中的人物聯係在一起，這樣每每會造成誤會甚至混亂。”李學勤：《古史、考古學與炎黃二帝》，《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頁。筆者認為這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原則。
第五，宏觀地評價炎黃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關係的文章很多，微觀地、深入地探討炎黃文化與儒、道、法、陰陽等各家之間互動關係的成果很少。
第六，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關係很受學術界關注，但研究有待深入。田曉岫曾撰文呼籲通過民族學的視角去考察炎黃文化田曉岫：《炎黃文化的民族學思考》，《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但至今運用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多學科方法對炎黃文化進行綜合研究仍顯不夠。
第七，應加強對炎黃文化與海外華人關係的研究。海外華人是一個數量龐大、分布很廣、極其重要的移民族群。海外華人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族群，在居住國生存發展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包括炎黃文化在內的中華傳統文化起了凝聚和紐結的作用。“華人傳承的中華文化有的發生了變化，有的卻不變。不變的可以看作是中華文化的底層，它更接近中華文化的特質，或稱為文化的法則。通過對海外華人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華文化的特質和內涵。”曾少聰：《民族學視野中的海外華人——兩岸三地民族學的海外華人研究述評》，《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加強對炎黃文化與海外華人關係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洞悉海外華人生存的奧秘，而且有助於我們捕捉炎黃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基因與變異，可以同時為我們開辟出炎黃文化研究和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路徑。
第八，炎黃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值得關注與研究。馮征、劉誌琴曾指出炎黃文化中有弱點，有落後的方麵，應該批判拋棄華上民：《“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學術討論會述略》，《中國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8期。筆者也在論述尊崇黃帝現象時指出，尊黃現象除了有促進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等積極作用外，確實也起到過強化君主專製思想、封建迷信思想和狹隘民族觀念等消極作用高強：《尊崇黃帝現象論綱》，《華夏文化》2004年第4期。炎黃文化中的消極因素雖不是主要的，但應該加以研究。這樣才能全麵地把握炎黃文化，更好地弘揚炎黃文化。
上述問題的存在既表明了炎黃文化研究的不足，又展現了炎黃文化研究的潛力。我們相信，隨著上述問題的研究取得突破，炎黃文化研究將會繼續深入下去，取得更多的成果。從而為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文化尋根”和“文化自覺”，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