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夏代中後期幹冷型氣候，處於渭河流域關中地區武功一帶的先周族其情況可能更為惡劣。關中地區土壤條件雖然優越，但全是靠天吃飯。我國黃河流域全年雨量稀少，但黃河中遊的關中與黃河下遊的華北地區相比，情況更為不好。華北全年雨量雖少，不過由於它的雨量相對集中在農作物生長需要的夏季6～8月，相當於夏曆的五至六月，對農事還是有所裨益的竺可楨：《華北之幹旱及前因後果》，《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頁。而關中就不同了，屬華西秋雨區的關中雨量相對集中在9～10月，相當於夏曆的八至九月，各種農作物已基本成熟，正是不需太多雨量的時節；農作物生長的夏季卻往往少雨。碰上幹冷型氣候情況下更是雪上加霜。《禹貢》把關中土壤條件列為九州第一等“上上”，而貢賦卻是第六等“中下”，其因可能在此。在夏代中後期這種幹冷型氣候環境下，關中已經不再適宜於種植粟麥一類農作物了，不窋便“棄稷不務”，並竄於戎狄之間。
四、商人尊祀後稷棄與先周公劉至古公的農業再次興盛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雲：“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周棄作為稷神自商以來被祭祀的情況，在《逸周書·商誓》篇中可得到印證：
王曰：“在昔後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惟後稷之元穀用蒸享。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惟我後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奉天之命。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罰，□帝之來，革紂之□，予亦無敢違大命。
這是周武王在克商之後向殷遺民宣講的一段訓誥之辭。這一段是說，後稷播種百穀成功之後，商代的天下之民，沒有不用後稷嘉穀去祭祀商先哲王及上帝的。而且天下之民用後稷嘉穀去供獻，並作為食糧。也正是因此緣故，商先哲王才重視我西土之國。從這一點看，商代的先周族（實際上是豳國及岐周）之所以得到商王國的重視，原因是自後稷棄粟稷等穀類的種植成功，後來周族也成了向商王國提供穀類作物的重要產地。反映商代先周族的農業生產是很成功的。不過，這種情況應是從夏末公劉時代開始的。《詩經·大雅·公劉》雲：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於京。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
篤公劉！於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幾，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公劉所遷之地，故有在今陝西旬邑縣之說，近現代則有在晉南汾水下遊聞喜一帶說錢穆：《西周地理考》，《燕京學報》1931年第10期。筆者依其詩中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既然在豳建築宮室時，曾涉渭河取石材，可肯定豳地在陝西旬邑一帶的說法是可信的。公劉的時代《周本紀》，言之不詳。《史記·劉敬列傳》記婁敬說：“公劉避桀居豳。”《吳越春秋·吳太伯傳》亦雲：“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依此說可知公劉遷豳的時代大概在夏代末年後桀之時。這與《國語·周語上》祭公謀父所說“昔我先王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的說法也是相合的。
公劉為夏桀時代，也就相當於二裏頭文化四期。如前所說，這時氣候屬於溫涼較濕，幹旱程度有所減緩，植被中含有一定量的水生植物，並形成以落葉闊葉為主的針闊葉混交林草原。氣候條件好轉了，於是公劉也就在涇水流域的豳地又重新繼承後稷的農業生產。這時豳地水文條件顯然是比較好的：“逝彼百泉”、“觀其流泉”，可見豳地水泉甚多；“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皇”、“過”是二處澗水之名；“芮”又作“汭”，是水邊向內的凹處，“鞫”是水邊向外的凸處，由於隨從公劉到豳地定居的人口日益密集，公劉就安排他們到水邊兩邊的地方居住。也正是從公劉時代起氣候水文條件逐漸好轉，農業生產也就得到了很快地發展。於是才有《逸周書·商誓》篇所說的情況：商代天下之民沒有不食後稷之穀的，也沒有不用後稷嘉穀去祭祀商先哲王及上帝的。因此西土之國豳地和岐周才得到商先哲王的重視。這應即《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