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屈原《天問》載：“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陳子展先生的解釋是：“師太公望在店做屠夫，姬昌怎麼認得他？聽到動刀揚起的聲音，文王怎麼喜悅它？”陳子展：《楚辭直解》，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頁。如此看來，屈原對於太公望與姬昌相識於列肆的說法是持懷疑太度的，而王逸的解釋顯然歪曲了屈原的意思，因而不足憑信。
《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載：“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裏，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這裏需要澄清兩個問題：
一是“呂尚處士，隱海濱”之“海”，應是“河”之訛。酈道元《水經注》卷九《清水》下“又東過汲縣北”注：“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嚐釣於此也。……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遁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苟愜神心，曲渚則可，磻溪之名，斯無嫌矣。”作為商紂王別都的朝歌，在汲縣北之淇縣東北，呂尚隱居於汲縣北的磻溪，可以就近參與營救周文王的活動。
二是“周西伯拘羑裏，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一段話中漏掉了一個人，周拱辰《離騷草木史》：“散宜生、南宮適、閎夭學於太公，太公奇三子之為人，遂酌酒切酺結契焉。”可證。既然是散宜生、南宮適、閎夭三人曾向呂尚學習，素知呂尚的才學，自然要招呂尚為他們出謀劃策，但具體“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的三人是散宜生、南宮適、閎夭，而不包括呂尚。
周文王從羑裏脫險後，返回了封地。雖然呂尚參與了營救周文王的活動，但他隻是出謀劃策，所以並不願與他們一起返回，更何況他對周文王的賢能隻是道聽途說，所以還想進一步做“百聞不如一見”的考察。出於這種目的，呂尚隻身前往周文王的封地，隱居於渭水流域，正如《水經注》卷十七《渭水》“又東過陳倉縣西”注：“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穀，乘高激流，注於溪中，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丸穀，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一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裏注於渭。”磻溪的所在地，據《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五《鳳翔府·寶雞縣》載：“縣東南八十裏有磻溪穀，岩穀深邃，磻溪石及石室存焉，太公垂釣處也。北流入岐山縣南，為璜河入於渭水。”磻溪在今寶雞市南，發源於終南山，北流經磻溪鎮入渭水。太公之所以在渭水支流——磻溪閑情釣魚，一方麵這是其祖宗世代居住的地方，有思念先祖的情結，但更重要的是他“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呂氏春秋·首時》。
周文王返回封地後，也風聞呂尚到了自己的封地。於是，在其大臣的策劃下，以狩獵為名，在渭水流域尋找呂尚的蹤跡。蒼天不負有心人。周文王君臣終於在渭水之陽找到了呂尚，不僅尊他為“太公望”，而且立為國師，這件事詳載於《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周文王遇呂尚於渭之陽，不僅文獻有記載，考古資料也有反映。1976年，岐山周原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其上的刻辭有雲：“王其□，茲用既吉，渭魚。”王宇信先生據此分析說：“渭，‘即渭河’。魚，‘即漁也’。此卜辭當指周王於渭河捕魚的事情。‘周王’，即指周文王。可證史載文王曾出獵渭濱是可信的。得薑尚於渭陽之事亦非子虛烏有。”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209頁。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的二重證據顯示，渭水之陽（北）是薑尚與周文王的初始相見之地。
綜上所述，薑太公又叫太公望、薑尚、薑子牙、呂尚，其出生地在今山西霍縣。商末，近乎“而立”之年的呂尚，為了振興家道，從其出生地（今山西霍縣）出發，向南進入商王朝統治的中心地去（今河南省）謀求官職。但商王朝在紂王的統治下政治腐敗，官場黑暗，為了謀生，呂尚不得不幹屠牛、賣飲等粗活。呂尚雖在朝歌幹過屠牛一類粗活，但那裏並不是他與周文王的初始相見之地，而他們的初始相見之地無疑是在渭水之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