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兆琦
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曆史長河中，曾經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從而被稱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然而，近代社會的中國卻大大落後於西方社會了。落後就要挨打。因而，自1840年爆發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起，中國便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局麵，中華民族開始了長達百餘年的戰爭失敗後的被迫割地、賠款、開商埠的屈辱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掀開了中國曆史新的一頁；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小康社會的全麵建設，從而進入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運動的新時期。在這場偉大的民族複興中，齊文化發揮了並且必將繼續發揮其積極的推動作用。本文試從以下三個方麵討論這一問題，敬請方家正之。
一
文化不隻作為一個符號象征，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另一民族的最重要的標識，更重要的在於：文化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是一個民族聯係的紐帶，文化是一個民族動力的源泉。作為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指引著民族前進的方向，決定著民族的未來。因而，一個民族的複興首先應是文化的複興。
當代中華民族文化複興的主要任務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那麼怎樣才能完成這一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呢？江澤民同誌說：“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繼承和發揚一切優秀的文化。”又說：“我國幾千年曆史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結合時代精神加以繼承和發揚。”江澤民同誌強調指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黨和人民從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我們都要積極繼承和發揚。”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這就明確告訴我們，當代中華民族文化的複興，應該而且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
淵源於炎帝文化、東夷文化和姬周文化的齊文化，初步形成於公元前11世紀初葉的薑太公封齊建國，曆經西周、春秋、戰國、嬴秦，結束於西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以降，齊文化與魯文化融合，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影響中國中古社會達二千年之久。由此可知，齊文化不僅是我國一支優秀的傳統地或文化，而且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要來源之一和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傳統文化寶庫中的一塊瑰寶。齊文化不僅在中華傳統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當代中華民族文化複興的偉大運動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試舉幾例以證之。
其一，齊文化的變革精神。《管子·內業》說：“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心術下》說：“一物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正世》進一步明確指出：“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跡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齊文化的這種變革精神外化在齊人的行為上，則表現為齊國曆史上產生了三次偉大的變革運動。
齊國曆史上的第一次變革發生在西周初葉。齊國的開國君主薑太公在封齊伊始，就以超凡的智慧和驚人的魄力，把殷商時代的東方習俗與姬周集團政風禮製相結合，製訂了“因其俗，簡其禮”，“尊賢智，尚有功”，“勸女工，極技巧”，“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基本國策和相關措施，從而完成了對夷俗和周禮的第一次改造。
齊國曆史上的第二次變革發生在春秋的中前期。偉大的改革家管仲，在齊桓公小白的信用和支持下，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全方位的係統而深刻的變革。
齊國曆史上的第三次變革發生在戰國初期。“一鳴驚人”的齊威王在鄒忌的輔佐下，厲行法治，重賞嚴罰，國內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個個恪盡職守。齊威王又懸賞納諫，興利除弊。結果齊國大治。
實踐證明，齊國曆史上的每次變革都為其生命機體注入了新的血液，帶來了新的活力，使齊國一步步地成為大國、富國和強國，完成了霸業、王業和帝業，書寫了一篇篇以變革求生存、謀發展的華章。
其二，齊文化的開放精神。齊文化的開放性，首先表現在經濟上的對外開放。齊國建國伊始所麵對的具體情況是：人少，地狹，土壤堿化，五穀不生；近海，有魚鹽之利；多山，擁桑麻之饒；地處交通要道，商旅往來頻繁等。這些都為齊國的對外開放提出了強烈的要求，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薑太公從立國那天起，就沒有自我封閉起來，而是把視野拓展得很寬很寬，把目光投得極遠極遠，將齊國以外的廣大地區都納入本國經濟發展體係之中，積極推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從而奠定了齊國開放的經濟模式。管仲執政期間，不僅繼承了薑太公這一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而且給這一政策注入了更大的活力。他積極地利用本國的有利條件發展對外貿易。在外貿工作中，管仲有一個著名的論點和指導思想，那就是“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管子·地數》。意思是說：一個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不僅能使天下的寶物都為我所有，為我所用，而且還能使外國人、外國貨物為我所有，為我所用。隻有這樣，才能達到“天下之寶壹為我用”的目的。否則，“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管子·輕重甲》。戰國時期，齊國的商品經濟和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齊都臨淄成為當時商賈雲集的海內一大都會。不僅如此，齊文化的開放性還表現在思想和用人路線的對外開放。《管子·牧民》說：“毋曰不同生（姓），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齊人正是以如地如天、如月如日的博大胸懷，以超越宗族、鄉裏和國度的開放精神，海納百川，攬天下之賢才，成文化之淵藪，這就是戰國時期齊都稷下學宮的出現。對此，《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孟子荀卿列傳》亦載：“齊王嘉之，自如淳於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由此，稷下學宮成了戰國百家爭鳴的場所，稷下之學成了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高峰。
其三，齊文化的民本思想。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萌芽於殷末周初。當時的統治者及思想家鑒於民眾在殷滅周興、天下更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深化了對民心向背和民眾力量的認識，提出了“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尚書·酒誥》，“敬德保民”《尚書·康誥》，“民惟邦本，本固國寧”《尚書·五子之歌》。等觀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加劇，民眾地位提升，民眾在國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日漸突顯，因而民本思想在當時的思想界發出一道燦爛奪目的光芒來。春秋首霸之輔、齊國賢相管仲無疑是當時民本思想家的傑出代表。《管子·霸形》說：“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又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管子·小匡》複說：“士、農、工、商，國之石民。”在春秋中前期，管仲能夠提出“人本”、“民本”主張，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正是在“人本”“民本”思想的支配下，管仲在政治實踐中提出了利民、富民、惠民和政順民心的一係列主張和措施。關於利民，《管子·版法解》說：“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眾親而不至。”《管子·五輔》又說：“得民之道，莫如利之。”關於富民，《管子·治國》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關於惠民，管仲主張對老、幼、病、殘等“行九惠之教”。更難能可貴的是，管仲提出了“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的至理名言。並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提出了從民“四欲”，去民“四惡”的主張。《管子·牧民》說：“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來；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因而要求執政者盡可能滿足人民謀求生存的願望和要求，多給人民以實惠。隻有做到愛民、利民、富民、惠民，政順民心，令合民意，才能實現政通人和、長治久安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