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小路回家說：“我們去買個戒指吧。”
我問為什麼。
原來是他的老板告訴他：“反正你也結婚了，把婚戒戴著，別讓客戶以為我們公司讓單身主義的小憤青負責案子。”
我們沒有婚戒，因為我們沒有結婚。
愛他就要幫助他，因為小路在一個如此世俗、保守主義、以貌取人的行業裏工作，我們就要表現出和那些人一樣的世俗、保守主義。
去買戒指的時候，才知道沒有人隻買婚戒，女方要有一個鑽石的訂婚戒指，和一個在婚禮上套上的指環。
賣戒指的人說，既然一步到位，可以把鑽戒和婚戒焊在一起，直接一起戴。
小路扭捏地問，要不要他先買個鑽戒求婚。
我說：“難道你連智商底線也放棄嗎？”
於是我們買了兩個指環。
回家一起戴上，兩隻貓看著。
我無法忍受婚禮，小路無法忍受注冊登記。
我們都無法忍受許諾一生一世。相濡以沫？把你的吐沫咽下去吧，我還是渴死算了。
我不是女權主義者。也許算女權恐怖分子吧。
前者寫文章呼籲女性權益，後者不聲不響地貫徹基本教義。
實際上被恐怖分子影響到的人很少，但是他們能給社會造成很大的恐慌。因為信仰一種宗教的人，往往不容忍另一種宗教的存在。隻要反婚姻主義者活在世界的某個地方，婚姻主義者就要消滅他們。
我們現在，算是潛伏了吧。
小路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和女權恐怖分子本來就是一家。
於是，我們在隨時打算分手的情況下，一起住了七年。
整整七年的時候，我們都戴上了婚戒。
初次見麵，是我大三時當二房東，小路來租房子。
長發、一臉胡子，洗掉了圖案的T恤，牛仔褲，一個破書包。
當時我跟女友這麼形容他：“一個長得像馬克思的哲學係小左。”
雖然偶爾買花偷偷擺在我的房間，但是那張馬克思臉實在讓人沒情緒。
夏天到了，小路熱得不行，把留了大半年的胡子刮掉。
那下麵竟隱藏了一張清秀的臉，於是推倒之。
這就是一見鍾情吧，世界很大，兩個人卻像在獨木橋上相逢。不可避免、沒有選擇。
不過那時候，我們都沒想到會走到這麼肥皂劇的地步。我們隻是一起養了兩隻貓。
然後我們協商了一個開放的戀愛關係。開放的意思是，隻要不騙別人，隻要別人接受，盡管自由地愛別人吧。
當時他在看《存在與虛無》，我在看《第二性》。兩書的作者——保羅·薩特和西蒙·波娃就是開放的戀愛關係。薩特和波娃決定先在一起兩年，覺得好再續約，這期間兩人戀愛自由，但是要把彼此當作最重要的人。然後，這段關係持續了兩人一生。
每個人都會談自由，每個人都希望別人給自己更多自由。可是你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別人最大的自由了嗎？
人生已如牢籠，何必再畫地為牢。如果小路不再是我喜歡的那個人，我也不再想和他生活在一起。反之亦然。
如果你哭，我瞧不起你。如果我哭，打一巴掌讓我醒醒。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小路大學讀哲學和人文學雙學曆，我讀傳媒和心理學雙學曆。
畢業後，他讀哲學碩士，我讀行為分析碩士，同時當自由撰稿人。
我們租了髒亂差的市中心公寓十九層，從陽台看出去，重度汙染的城市遠方還有煉鋼廠噴火的煙囪，酷似《銀翼殺手》一開場的城市遠景。
樓下街角有個酒吧，也許這個地方收入實在太低了，不收入場費，光靠賣酒賺錢。
畢業第一年，我們非常窮。除掉房租和交通、手機、上網費，一星期的預算隻有五十加元。用可樂購買力換算法，相當於一百元人民幣的購買力。
我可以跟爸媽要錢，但是不好意思說，二十三到二十五歲是父母逼婚壓力最大的時候。我覺得不花他們的錢，就可以不聽他們的話。
一年裏我們打過各種稀奇古怪的工。我去溫室給花摘過頂芽，二十個人一天八小時把各種盆栽最上麵的芽掐掉。有人問，哪得有多少花啊？——滿坑滿穀的，像噩夢那麼多的花！
小路夜班去超市工作，工作是把東西放到貨架上。但是他擺小知識分子架子，一邊工作一邊學德語，不跟其他人插科打諢，結果被工頭大漢欺負。
最好賺的是一次輪班十二小時的塑料廠工作，給宜家供貨塑料盒。雖然一次站十二小時（中間休息三次，每次十五分鍾），但是一天下來拿的錢比較多。
因為沒錢娛樂，我們就去免費的酒吧蹭歌聽。太常去了，樂隊還請我們喝過酒。無產階級感情，杠杠的。
有一幫哲學係的研究生，還愛和城裏的文藝青年一起在一個唱片行的樓上聚會。這不是遠古時代的事，就是幾年前，唱片行的生意可想而知。幾個開唱片行的人實行人民公社，一起賺一起花，沒私有財產。